摄影/徐敏
今天，有一种奇怪的现象，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迅猛聚集的同时，城市中的一部分白领却梦想着能够到乡村去建房，在那里找寻一片宁静的栖身之所。如果不是土地权益存在制度性障碍，相信会有大量的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这是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吗？如果真的如此，农业现代化一词是否就应该废止了呢？概念上认为，城市化的人口集中效应有益于社会文明的进步，而我们真的为此进步了吗？
10年前，我们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但什么是中国特色？相信至今仍鲜有人知，它仅仅是一个美好诱人的词汇罢了。这种笼统模糊的大概念、大模式在我们的各个领域比比皆是。我们只看到了城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却无瑕顾及其背后所带出的一系列负面效应；我们只考虑城镇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却没有考虑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惠及于民。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之时，城镇化便裹挟着超发货币杀将而来，使得之前尚不突出的各类经济与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政府与民夺利变得诟病难解，许多民众对这样的城镇化进程开始产生质疑。
在我们特色的城镇化实践中，到处呈现出物本凸显，人本不足的现实，疯狂的造城运动并没有改善多少民生问题，相反许多地方借此侵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大量失地农民、城镇拆迁居民等的利益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而这一时期政府部门的楼堂馆所却兴建的最多，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是历史上少有的。城镇化建设的初衷是提高乡村民众的生活质量，而我们却导致乡村民众不但失去了土地，还搭进了数年积攒的有限积蓄。
经济发展是把双刃剑，我们应当走出城市化为人，而非人为城市化的误区，更应当从“拉美现象”中汲取教训。当人口超负荷集聚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就必将导致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住房短缺、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犯罪剧增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历史经验让我们确信一点，任何倡议性的运动都具有它的局限性和弊端。良性的社会发展原则理应以人为本，让凯撒的归凯撒，让人民的归人民。【十年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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