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父亲谈起百年之后的归处，我戏称可效仿伟人骨灰撒向四海的做法以符合他一生不泥于一域的性格，父亲未置可否，只说后事自由后人办。之后父亲却托老家的叔伯兄弟在村公墓里预置了墓地，我问这是为何？沉吟半晌，常以大老粗自称的父亲轻叹出文艺且时髦的两字——乡愁。
“乡愁”这个词是2013年中央城镇化会议后火起来的，“让居民望得见上、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样诗化的文字出现在政府文件中实在稀奇，也着实让人眼前一亮。
有人反对这种用法，认为政府文件必须以准确为要，春秋笔法的运用容易产生歧义。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的两章专论文字，他认为：“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这不完全是出于‘间接接触’的原因。我们所要传达的情意是和当时当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当时当地的情意记了下来，如果在异时异地的圜局中去看，所会引起的反映很难尽合于当时当地的圜局中可能引起的反应。文字之成为传情达意的工具常有这个无可补救的缺陷……”既本无准确可谈又何必纠结于笔法呢？适当加些留白和遐想的艺术不比满篇的八股官腔好上许多？
可能是现在的人们已没有时间和能力去欣赏这种留白艺术了，不时听闻有“乡愁”为噱头的旅游项目，山倒是青山水也是绿水，却不知这“愁”在何处更别提氤氲在词藻背后的乡土味道了。从前单位的领导有个颇有趣味的名词解释：所谓的“乡愁”就是石头、木头和几个老头。不得不说他已经抓住了重点，关键就是最后的那几个“老头”，毕竟石头和木头哪里都有，你家乡的老头却只会在你的家乡默默守候。
没人的地方何来乡，没人地方何处谈愁。费孝通提到：“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滕尼斯的话来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现代社会显然是法理社会，但《乡土中国》中所说的乡土礼俗社会依然在我们的心间萦绕。人们对田园风光的向往或许只是厌倦都市霓虹后偶尔的调剂，但对那个人与人之间熟悉到舒适的社会环境却似乎有种不受意志控制的眷恋，所谓的落叶归根就是死后也要回到那最熟悉的舒适之中。
因熟悉而养成的习惯我们依然有保留，书中举了例子：外国人敲门，对方问是谁后回答的是“汤姆”、“约翰”等具体的名字；中国人呢？习惯用一个“我”字来回答，似乎料定对方能凭这“我”字的发音来确定身份，如果猜错了还会嗔怪对方与自己生分了许多。妙的是，在乡土社会中几乎没有人会发生错认，《小红帽》的故事在这里是绝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午夜敲门声响起，半睡半醒的寡妇光凭着“咚咚咚”的声音就能分辨是村口的吴老二还是隔壁的老王。
中国人当然没有听声辨人的特异天赋，而是几十年、几代人、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培养出的熟悉。这种自然结成的固定社会究其根本是土地，用费老的话说就是“向泥土讨生活的人是不能老是移动的”。农耕的生产方式孕育出了乡土文化，又由于“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持着的社会共同经验。”世代传下来的经验对于乡土文化的保存至关重要。这种文化是缓慢而缺乏变化的，注重的是代际间的传承，即使父死子替也还遵循着“三年不改父之道”的教条。同时它也是轻松的，主要面对的就是那一亩三分地，没有那么多的人需要合作，没有那么多的意义需要追寻，只有一成不变的人伦关系让人游刃有余。
“我们的格局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乡土中国》中的这段话在当代中国社会学领域地位颇高，也引出了全书的核心概念——差序格局。过多的概念解释不想多谈，其实也谈不好，只说由此概念而来的一点联想：关于“乡愁”，应该就是人们盼望回到最能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的情绪吧。
但是回得去吗？我们惬意的“慢速”格局早就被列强船坚炮利所打破，西方以契约精神为核心构建的网状格局已证明了它的高效性，也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快速”的需求。工业化、信息化浪潮早就裹挟着所有人远离乡间黑土，失去根基的文化记忆只能躲在心灵的角落里轻拨心弦，乡愁，愁者自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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