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做学问

     我在这里简单地谈谈做学问，其实做学问人人都可以，只要出于个人意愿而非勉强。学问本身是自由的，又包含了诸多领域。我们可以说它是数学中的多维度立体几何，也可以用文学语言来形容是神话里的魔球，就是这样的东西吸引着一群人耗费心血去研究它。它不神秘，却充满魅力。
     既是学问，难免要“学”和“问”了。我们先来说前者。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对事物的选择亦然。春秋孔夫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讲求的是对“学”的执着。虽后者有庄周《养生篇》，其言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此论表面似与夫子之意背弛，但庖丁解牛之法亦适于学习之道。“学”而不惘，不尽信于书，尊重客观规律，做到“知行合一”。然而“问”便是要“于不疑处见疑”了。宋朝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做了许多文章，程朱理学的大师们在教育学生弟子时，都谈及了“学”和“问”，值得后世人认真学习。
     话又说回来，我们在做学问时，须如胡适先生所言“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正像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一样，尊重客观世界，实事求是。我们在谈论某个问题时，可以仿前人的文绉语气，或可一改陈词滥觞的调调。但定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严谨的态度须得自始而终，这样才能得出周密正确的结论。
     现在有了态度之后，我们又该怎样去做学问呢？动物界里的蛇可以将猎物整个吞掉，而人类则不然。我们提倡做学问时，由细小问题入手，考察研究后再以点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从而立体全面。在近代物理学里面，一个观点的提出，必能会引起人们对其连带细小发现的注意，进而开辟出一个新的境界。这样才使得一门学科的更新与发展。
     做学问需要“博”和“精”。拿中国的文学来说，其形成和发展需要人们钻研考究，然而这又牵出历史这门学科的线头。中国的文学可分为几个阶段：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和明清。这样划分就把中国的文学按照历史的角度切开了一个纵剖面，方便人们去了解。但若有不熟悉历史的人，定不知散文的兴衰，诗词的鼎盛和小说的起步了。在知识眼界宽阔的同时还要 “精”。我们在研讨问题时要有所侧重，了解事物的脉络后，抓住主线，这样更能使我们的研讨具有逻辑。达尔文在完善进化论的过程中，自己又查阅了大量其它学科的书籍，从而于考古学和生物学、比较解剖学、比较胚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些资料中找到了证据，使得进化论的学术地位之高而不可撼摇。由此可知做学问不单要具备伸展性，还需要有深刻性。
     我们对问题的研讨结论如何能让人信服呢？这与“专家”和“权威”有关系之外，我们的语言更需要有说服力。语言的凝练准确可以让文章的观点更容易令人亲近，而非空洞枯燥。语言在追求美感的同时，更要注意内容的充实和深刻。在《论语》里，孔子曾提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孟子》一书就做到了这一点，书中的言语讲求排比，气势恢宏，将其内在深刻的内容思想表达得生动透彻 。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不得不信服。
     以上便是我想要所谈的，文章的最后我想写上南怀瑾老先生的话以示悼怀：“平平凡凡做人，老老实实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