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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看到了马云的一个演讲视频：
有一次，巴菲特劝马云千金散尽，把钱全裸捐了。
结果你猜怎么着？
马云反问巴菲特：你今年几岁了？
巴菲特疑惑不解，不知道为什么马云突然问自己这个问题，但还是老实回答了：我80岁啊。
马云风趣地说：“我今年40多岁，我要是到你80岁的年龄我也捐啊！
台下的观众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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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接着说：我才40岁，我怎么做慈善？你如果去北京、上海，你会发现这里很富裕，但这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你去中国西部看看，那里有太多贫穷落后的地方。作为商人，我创造就业岗位，发展商人确保普通人的就业问题，让人们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捐钱给比尔·盖茨，但我能捐给谁？因为花钱比挣钱难，尤其是做慈善，即使你有好心肠，但你同时还要具备知识与能力，不然容易好心办坏事……
马云回答巴菲特的话非常幽默，在我看来，马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企业家，同时他还是一个极具智慧的慈善家。
马云不仅自己做慈善，他还与北京大学合作，创建第一个慈善硕士的学位，培养从事慈善的人才。马云还与政府合作，建立合理的慈善制度。如此一来，中国的慈善事业不仅有良好的人才，还有合理的制度，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出大贡献。
马云是中国富豪中最有善心的人之一，但不是所有中国富豪都像马云一样。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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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大的中国富豪阶层，做慈善的人少的可怜。
中国的亿万富豪总人数在全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当代中国富人对慈善的贡献却与这个排名相去甚远。
钢铁大王卡内基曾说过：“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
2015年“脸书”掌门人扎克伯格承诺，将他和妻子持有的99%“脸谱”股份捐给慈善机构。这件事在美国也只是象征性的报道一下，而这些“裸捐”的富豪也表现的很正常，认为这样是他们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反观中国，每次有富豪要“裸捐”或是做慈善，都要把事情搞的动静很大，唯恐怕天下人不知道一样，给人感觉是在做秀，让人看了笑话。
在外国人眼里，做慈善就像吃喝拉撒一样稀疏平常，但是中国人极少做慈善，偶尔有人做个慈善，在旁人看来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
孟老夫子一生经典无数，有一句话最切合当下中国之情境：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通过中西方对比，我发现中国人有“为富不仁”的传统。在不少人眼里，中国人有了钱后不做坏事就谢天谢地了，倘若一个人富有之后能够做点慈善，那更了不得了——这个人有善心啊！
可见，“善心”在中国是多么稀罕的一样东西。
当然，我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是“为富不仁”，这里指的“为富不仁”是相比较而言的，中国也有一些慈善家，像李嘉诚、邵逸夫、田家炳等，但相对于诺大一个14亿人口的中国，做慈善的中国人仅占一小部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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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首先要指出一个误区：许多国人认为只有富人才可以做慈善，这是错误的，穷人一样可以做慈善。如果一个人在穷的时候把慈善的义务全部推给富人，那么在他富有之后也很难做慈善。
慈善事业不是富人的专利，穷人不一定无能为力。
比如很多香港中小学生每到星期六就会在大街上拿着捐款箱、国旗、区旗，进行募捐。无论捐资金额多少，志愿者都会在你身上贴一张圆形小贴纸，成为一种荣誉和鼓励。许多内地去的游客曾亲眼目睹卖旗，甚至于慷慨解囊买旗，以资小小的纪念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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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街头卖旗者
港人从小开始培养孩子做慈善的社会责任感，香港的慈善文化深入骨髓。
按人均GDP测算，香港是世界上人均公益慈善捐款额最高的城市，每年有超过六成市民慈善捐款，香港人也被称为“世界最慷慨的慈善人口之一”。
但反观大陆的慈善事业却在一个举步维艰的状态，人们更喜欢将矛头指向富豪们缺乏与其拥有的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感。
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
个人因素我在文章《不堕落就升华：进入后物欲时代的迷茫中国人……》里面提到过：中国的富人阶层几乎只有30年的历史，他们突然从一个物质匮乏的状态进入一个物质过剩的状态，他们此时的心理就像一个暴发户，缺乏文化修养，缺乏做慈善的社会责任感。
李白有诗云：“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金还复来”，如果所有中国富豪都像李白一般有才能，赚钱容易，那么他们也不用担心做慈善之后“千金散尽不复来”。可惜中国富豪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他们个人是暴发户的心态，自利心重，难以割舍来之不易的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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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不肯做慈善，社会因素更为重要。
一个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的发展同这个社会的制度环境息息相关，公平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淡化人对财富过分强烈的占有欲，也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凭自身的能力获得与其能力相匹配的社会地位，并有尊严地生活。
如果社会上升的途径得到制度保障，那么财富对于个人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慈善事业。
但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给人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就会导致钱成为人们最大的保障，就会激发人们对金钱的占有欲，从而缩减人们做慈善的愿望。
电影《西虹市首富》主角做慈善的结局非常讽刺。
电影主角王多鱼顺利继承了亿万资产，也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王多鱼却选择了将自己继承的亿万资产全部裸捐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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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王多鱼和老婆夏竹受到了众多记者的采访。到了慈善公证处，公证人问他们是否确定将所有的资产全部捐出。王多鱼毫不犹豫回答是。
王多鱼正准备签字的时候，夏竹忽然意识到了要给未出生的孩子留点资产，不然养活不了。王多鱼立刻“收回成命”，打算拿回“一丢丢”的资产给孩子铺路。
他们要考虑孩子上学、吃饭、玩具、买车与买房等花费，结果，这“一丢丢”却让他们浪费了一天一夜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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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也没有说最后到底捐款了多少，电影的结局讽刺了中国社会缺乏保障现状。
王多鱼的情况是大多数中国家长的情况，中国社会缺乏医疗与养老保障福利，父母对孩子未来的不确定性充满担忧，从而影响父母家长做慈善的决心。
对拥有一定物质基础的家庭来说，只要子女获得良好的教育，父母也不用担心子女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中无法获得良好的社会地位。在此前提下，巨额遗产对于子女来说未必是一件好事。
但是，中国无论富豪们还是普通工薪阶层，他们都对社会公平的信心不足，对未来无法把握，因此很多人选择把自己毕生的财富留给子女。
中国随着几十年的发展，贫富差距逐渐拉大，阶层慢慢固化，人们上升的通道变窄，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把钱留给后代以保证自己的后代不至于从上流社会坠落到下流社会——可怜天下父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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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全感与保障，富人慈善才会成为可能。
据《南方周末》对中国新富阶层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富人认为巨额财富给自己带来的是“不安全感”和“烦恼”。在这其中，不排除有的富人财富来源不合法所带来的不安，但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财富的不稳定性。
由于法律的欠缺，中国的富人担心今天还捧在手中的财富，明日还会不会继续在自己手里。富人对自己的财产没有绝对的拥有权，就不可能有安全感，那么继续保有财富成为富人被迫的第一选择，盖茨巴菲特式的千金散尽自然退居其次。
当一个社会对“杀富济贫”的暴力流氓逻辑还在推崇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对私有财产的态度还朝三暮四时，如何使富有阶层对这个社会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谁又敢像比尔盖茨巴菲特那样千金散尽？在一个千金散尽回不来的社会环境下，无论贫富，大多数人都会优先选择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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