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游学欧美的一代学者，因年事趋高，这些年来逐个离我们而去，所剩已然不多了。这固然是自然的一个规律。但我觉得，此事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也许还不止是“损失”而已，还另有一种意思在：由于传统的间断和语境的变迁，如此一辈的贯通中西的学养和境界，在后继的学人中恐怕就比较难得了。
▲ 熊伟先生，1982年5月摄于波恩大学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熊伟教授属这一辈的学者，不幸亦于1994年7月30日逝世。而此前已去了洪谦教授。这两位德高望重的哲学界元老相继作古，着实令人扼腕。
熊伟先生病重住院的时候，我几次想去北京探望，却困于种种日常的事由而迟迟未能动身，终于留下遗憾。现在，我只能写下一些未免苍白的文字，作为一个晚辈对一位学界前辈的纪念。
我与熊伟先生交道，纯粹是为了关心海德格尔思想的缘故。从1988年以来，我去北京大学拜见过先生几面，又断断续续地与先生通过一些书信，所谈无非有关海德格尔方面的事。先生是每信必回的，颤颤巍巍写得很少，往往几句话打住，然后是“此祝精进”之类；大约只有一次例外，因为谈到中国学者与海德格尔接触的一些故事，先生密密的写来三页。
记得前年初夏，先生审阅我的论文，在偌大的两张评阅表上，竟也只写上一句话：前半句说此文如何如何，后半句就是"足供论文得以通过"了。答辩委员们看了，煞是省心。
▲ 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与瓦尔特·布勒克夫妇等
但先生绝不是马马虎虎的学者。拙论实在是长而且臭的。在审阅的教授中间，我想大约只有先生是逐字逐句地读完的一个；因为阅完之后，先生立即写信来，指出了其中几处十分细节的、不易发现的错讹。这事是特别令我感动的。同时更有另外一件事：我在文中提到，海德格尔有一本遗著《哲学文集》(《全集》第六十五卷)，很是重要，但尚未整理出版；先生来信说，此书已经出版了，他那里就有，马上可以复制寄来。不几日，果然有一大纸包寄到。
后来，先生身边的学生告诉我，先生是自己跑复印室，印完后又跑装订室，分两册订好了，又自己去邮局，寄给远方的我。要知先生已高龄八十有几。我感激的心情根本就说不出来。
这一类事情本来可以叫学生们帮忙做去，但先生总是亲自动手。我也亲见老迈的先生在北大的校园里走动、办事。这时先生的视力已经很糟糕了。
▲ 熊伟先生 (1911—1994)
1992年夏天，我去北大外哲所，适逢熊伟先生给两三个研究生授课。先生看到我，径直要我坐下来一起读文章。读的是海德格尔的一篇德文原著 (我记得是《流传的语言与技术的语言》一文)。学生们轮着每人读一段，逐句解释；有不通处，先生即来纠正、澄清。先生在课堂上要求极严，每个句子的语法结构亦须追究清楚，想蒙混过关是不行的。我想，做先生的学生是有福了。
散课后，我在路上问先生：“这把年纪了何以还开课呢？”先生答得很简单：“所里并无要求，而学生有此要求，我也乐意嘛”。我要送先生回家，他执意不从，一个人慢慢吞吞地走回去了。
人常说人生难得知己。我说人生难得老师。人生道上，遇一好的老师不易；遇着了，终生受益无尽。我心里把熊伟先生视为我的好老师，只恨没有机会在先生身边读几年书。
▲ 海德格尔与家人
如我后学，对于熊伟先生早年的事迹了解不多。我只知道先生三十年代在德国从学于海德格尔，大约是我国唯一的一位海德格尔弟子。但先生在谈话中却从来不以海氏门生自居。他只是说，他在1933年至1936年间听过海德格尔的课，且当时从未有机会与海氏深谈。这种态度，自然不是时下从海外回来的一些人物的口气了。
熊伟先生归国以后，曾在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任教。那年代动荡不宁。接着解放了，本来以为是我国学术的春天到了，然而也并不。二、三十年间，各种各样的运动接踵而至。在运动过程中当然是做不了什么学问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又是毒草中最毒的草。我们大致亦可猜想先生在多年运动中的处境了。
尽管如此，如果今天已经差不多谈得上中国的"海学研究"(海德格尔研究)的话，那么熊伟先生无疑是这项事业的奠基人。他的奠基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译介海德格尔的著作；二是培养海德格尔和现象学哲学的研究人员。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了。
▲ 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存在与时间》
1988年，熊伟先生赴德国参加会议，顺便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送给海德格尔档案馆。当地报纸对此作了一个报道，并刊出一张有熊伟先生题辞的中译本扉页照片。报道标题是：“《存在与时间》——也有中文版了”；副题为：“海德格尔的著作现在已有二十三种语言”。
泱泱大国，号称世界第一的大语种，而在这项事业上竟排名第二十三位。凭我有限的语言知识，还真罗列不尽排在前面的二十二种语言。先生从德国回来后把这个新闻报道的复印件寄给了我，大约也含有促动后生学业的意图。
《存在与时间》的译事由熊伟先生和他的两位高足合作完成，至1987年出版。但说这个译本是海德格尔著作的第一次中译，也明显不妥，六十年代初就已经有熊伟先生作的《存在与时间》一书的节译和“论人道主义”一文的译文了；至八十年代初，更有先生翻译的“形而上学是什么？”、“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等重要文章。很长一个时期里，我国学界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了解，基本也就凭着熊先生的上面这些译文了。
至八十年代末尾，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复苏不久的西方学术研究很快冰冷。1990年暑期我去看望先生，问起他做的《形而上学导论》译事。先生说，译文早已经做好了，但某家出版社要求他出资助金，方能印行。先生很激动而又不失斯文地发了一点牢骚：“莫非要我一个老头到街头卖油条么？”
直到1993年，先生的这个重要的译本才在台湾印了一个繁体字的版本，大陆的读者迄今也还难得读的机会。(编注：199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此译本的简体字本。)
▲ 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
先生首创了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些术语的中文译法，有很强的生命力，许多已融入了当代汉语语境里，成为我们的学术语言的因素。譬如，先生以佛学语汇“澄明”译海德格尔的Lichtung，尽管此译颇受争议，但我一直以为是很贴、很美的译法，而且此词现在已经用得相当普遍了。先生把海德格尔的Dasein译为“亲在”，虽然后来更有在字面上比较可靠的“此在”一译，但在意味上，我看还是先生的“亲在”贴合些。此类事例不待枚举。
▲ 海德格尔 (摄于1966年)
先生的语文风格独具，有突出的个性色彩，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属他的。先生的译文里面，往往可见一些异乎寻常的用词，但显然都是经过审慎的斟酌的；行文有时不免令人觉得有些拖泥带水，但拖的和带的竟也很有味道。译文做到这个地步，我看就有境界了。
学界中人平时议论起来，常有人说熊伟先生是一位“述而不作”的学者。这样说时，人们是含着一份遗憾的。确实，先生并没有为我们留下大部头的著作，就连文章也是可数的一些。这当然很可惜。先生生命中的创造性的年华失落在各种运动中了。向谁去算这笔帐呢？
▲ 海德格尔在林间小屋
我另外还有一个未必十分可靠的感觉：先生的气质和性情境界，大抵是不适合于做我们通常所见和所做的那种“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的。我甚至猜想，先生似乎已经在“说”的边缘地带，已经达乎“不可言说”之境——那是真正的诗人和思者才能通达的境地。
谓予不信，我可在此抄一段先生的文字：
“不可说”乃其“说”为“不可”已耳，非“不说”也。“可说”固须有“说”而始可；“不可说”亦须有“说”而始“不可”。宇宙永远是在“说”着。无非它的“说”必须用“我”的身份始“说”得出，若由“它”自己的身份则“说”不出。故凡用“我”的身份来 “说”者，皆“可说”；凡须由“它”自己的身份来“说”者，皆“不可说”。但此“不可说”亦即是“它”的“说”；“它”并非因其“不可说”而“不说”......
这段奇文引自熊伟先生三十年代在德国莱茵河畔做的一篇文章。此文的题目就很怪，叫做《说，可说，不可说，不说》，载于1942年年《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上。(此文现在也收入《在的澄明——熊伟文选》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它主要还不是写西方哲学的，而是讲中国思想的，但显然兼容西方哲学的精神。它的意义在于把现代哲学的重头课题——“说”的问题——先行道出。而这一番道出又是在人迹罕至处，行至“可说—不可说”的边界上了。
▲ 《在的澄明——熊伟文选》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
我在关于后期海德格尔的学位论文中，主要关心了这个“说”的问题。大约拙文引起了先生的一些记忆和共鸣，他才把他这篇早年的论文复制一份给我寄来。照我看来，后期海德格尔的玄秘运思即是要在“可说—不可说”之“生成转换”的问题上重解人类语言文化之谜。
海氏提出，“寂静之音”“不可说”而自行“道说”；而人之“说”盖由于其契合于“道说”而“说”。无言 (不说而说)之“大道”“用”人而“说”出，始得“显”出。如此等等。这些意思，看来熊伟先生早已有所思及。而海德格尔直至五十年代才渐渐公开显明了熊伟先生在此文中透露出来的一些思想。
先生晚年还时不时贡献出一些篇幅不大的文章。在他的眼光里，特别地显出三个伟大思想家的身影：老子、海德格尔和马克思。他坚信古今中外的人类思想的共通。他特别强调老子与海德格尔的契合，认为上下两千年的时间和东西方的空间并不能阻隔两者，并不妨碍两者的思想的接通。
也正因此，先生特别关注海德格尔四十年代中期与中国学者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道德经》的故事。与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讲了一通这方面的事情，先生说：可惜得很，海德格尔的这些译稿未能保存下来；管理文献的海氏之子绝口否认其父有此译稿。此事于是仿佛成了一件“悬案”。
讲话间，先生对海氏之子海尔曼颇有些不满，因为最近几年去德国时，先生专门就此事问过几位海氏弟子和德国哲学家，知情者都是肯定这件事的。(关于海德格尔译老子的事，笔者后来另有议论，参看《自由的真谛》中的《事实与立场——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一文。)
时隔一年又与先生见面时，他旧话重提，絮絮叨叨地把这些情况重讲了一遍。我当时想，先生毕竟年高了，啰嗦了；也想，难怪先生对此事念念不忘——对这样一个现代思想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件，我国的学者无疑是有责任加以关注的。
无论是老子的“道”，还是海德格尔的“在的澄明”，还是马克思的“自由”，在先生看来，都是历史上的人类所追求的共同的理想境界。而就我们每个“终有一死的”有限个体言，要紧的就是身体力行的悟道、亲在和实践。“亲在”要“在”得透底，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在”到无可逃的“死”中去。在此“大无畏”中，在此视死如归的横心一“在”中，才有个体的本真的自由。
先生曾经立言：“存在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存在”。先生孜孜求索和践行的，不正是这种“亲在”的境界么？
1994年10月1日记于西子湖畔
【本文原载《读书》1995年第3期，署名白波。后收入《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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