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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危机与重构-唐帝国与其地方诸侯》第1章 河南：对峙开始的地方 第一节 河南节度使与张巡 第二节 元帅的时代
中国历史上由一个统一的政权分裂为两个或更多政权的例子，其实只有汉末与唐末。换句话说，统一政权的分裂只出现过两度，一而再，并没有再而三。
中央一直想要维持安史之乱以前直领州县的状态，而藩镇则想控制所属州县以获取本身最大的利益。唐代后期即在这种拉锯争夺的动态均衡过程中维持了一百五十年之久，远远超过中国的一些一统王朝。其实唐初的地方政治制度设计已经虑及东汉的教训，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其大要略为以下三点：一是不设高层政区，以中央直领州级单位；二是将州一级政区的地域划小，不让其拥有过大的人力财力；三是不划定监察区，避免其转化为行政区。这一措施的最大缺陷是中央政府的管理幅度过大，难以周全，于是在唐玄宗时仍然不得不划定十五个监察区，为以后的藩镇分立打下了地域方面的基础。
表面上看起来，中央、藩镇与州是三层直线关系，实际上是三角关系，三者各为一角，互相“绷着”。正因为就全唐范围而言，各藩镇之间也是互相绷着，唐后期就这样绷了一个半世纪才寿终正寝。这种情况宋代统治者十分清楚，深知地方政区的两级制绝不可行，而三级制又行不得，索性就设计了一个调和的全新制度，虽设高层政区，而分其职司为三四个部门，而且州一级政府还可直达中央，不为路一级长官所阻隔。这样的制度使北宋相对正常地运转了一百来年，又继续在南宋再运转了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更在百年之后又为明代所改进效仿。于是我们从中看到了现代所热议的唐宋变革的一个侧面样态。
在与藩镇的博弈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帝国是如何通过不断地学习与调整，重新树立起它对藩镇的权威与控制力的；并且，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利用藩镇体制来为自身带来切实利益的更为现实与灵活的政治理念的。
帝国重构藩镇版图的方式及目标在不同的地区是完全不同的。但这种不同又是在重构过程中才变得逐渐清晰和明确的。因此它提醒我们，定义帝国与藩镇间权力与权益的地域性差异这时已经出现了。
正如仇鹿鸣曾向笔者指出的，对于安史之乱这一唐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令人疑惑的是，除了蒲立本早期开拓性的研究外，国内很少有专门著作对安史之乱的整个过程加以详细地考订。因此时至今日，对于这一改变整个唐史走向的关键性事件的实证研究，看来依旧显得有所不足。
据史载，张巡起兵初的官职只是谯郡（亳州）太守属下的真源令，其手下之兵也多为临时招募的义兵。这种功绩与身份的巨大落差，不由得使人对唐廷在叛乱发生后所实施的河南政策产生怀疑。
与张巡长达两年持之以恒地对抗叛军不同，河南节度使在这两年里却换任得相当频繁。
帝国的北部边境就已经形成了以范阳为中心的东北军事集团，与以河西、陇右为中心的西北军事集团，两个集团的首领分别是安禄山与哥舒翰。在安禄山于天宝十载（ 751 ）兼领河东节度使之前，西方集团的实力本略高于东方。
随着西北军事集团的溃败，边将领兵的方针也被玄宗放弃，取而代之的则是皇子分统诸道。而就河南来说，此前对虢王巨的任命并未更革，显示了这一任命仍是玄宗此战略调整中的重要环节。
河南现在出现了两位节度使，一位是玄宗任命的虢王巨，另一位则是肃宗任命的贺兰进明。这种两节度并立的局面显然正是“双悬日月照乾坤”的中央矛盾在河南的翻版。不过贺兰进明此时还未去河南赴任，当然，虢王巨能否接受前者的替任也还是个未知数，至少，现在河南的军政事务确还由其负责领导。
宁陵之战后，张巡被敕以河南节度副使，但虢王巨吝于赏赀，张巡的节度副使当然也只是一纸虚名。
作为统帅河南军政大局的河南节度使，此时已经丧失了对借安史之乱而涌起的各地方军阀的控制力，这可能才是导致睢阳城孤守更为根本的原因。
就玄宗而言，其战略部署原打算以西方军事集团的张介然、封常清牵制东北叛军的西进，最终达到凭借河陇军事力量击溃叛军的目标。但随着两京的先后陷落，玄宗的这一军事计划也宣告破产，取而代之的是以诸王尤其是皇子分统诸道。虢王巨的任命在一定程度上正体现了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而李随与吴王祗先后以河南地方势力的身份被任命为河南节度使，可能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在唐廷与叛军争夺河南的同时，唐廷内部的争夺也在进行。肃宗以贺兰进明代替虢王巨为河南节度使，正是其决意与玄宗争夺河南政治统治权的表现。但当贺兰进明来到河南后，实际上已经无法控制凭借安史之乱业已成长起来的河南地方军阀，如许叔冀等人。肃宗在此时也在调整策略，其以宰相张镐出统河南诸道，试图集合东方诸军救援睢阳并收复河南失地。但张镐实际上也遇到了与贺兰进明同样的问题，面对这些逐渐坐大的地方军阀，有效的控制力已经无法施行。虽然在睢阳失陷后，张镐杖杀了不受禀命、不肯发兵施救的谯郡太守闾丘晓，但对于许叔冀等人，却也是无可奈何，并最终因谏招史、许诸人被肃宗指为不切事机而罢职。随后任职河南节度使的崔光远，其节度性质与此前已有根本不同。许叔冀之辈的实力已经壮大，而自身军事力量不够的河南节度使已经无法凌驾于其上，当然也就要改弦易辙了。
张巡没有显赫的官职，他的抗贼之举全然出于对王朝的忠义，但他和许远等人的努力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唐廷方面多大的支持。唐廷虽然一次次地派遣新的河南节帅，但实际上却并没有缓解睢阳等地的压力。而来自他郡的支援与牵制也相当有限，逐渐崛起的周边实力军阀以隔岸观火的心态坐视睢阳的粮尽人亡。所以说，张巡与许远正是在这样一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为保全帝国的经济命脉战斗的。
邙山之败无论对于唐廷还是李光弼，都是一次重大的转折。败后，李光弼率朔方军进驻河中。
广德元年春，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但新即位的代宗却遇到了新的麻烦。这年秋天，吐蕃大举入寇京畿，这迫使代宗不得不逃往陕州。而由于惧怕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的加害，此时的李光弼拥兵徐州，不肯勤王。待吐蕃退后，代宗“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辞以就江、淮粮运，引兵归徐州”，其在河南的威信就此不复存在。
李光弼之死与副元帅之职的停废却使中央很大程度丧失了对河南的直接控制。
我们不要忘记，李光弼曾经派遣了一批年轻的将领南下江淮，虽然在李光弼的时代，他们再没有回到河南，也没有参与对叛军的讨伐，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此后一直留在江东，并且一直参与对这一地区农民起义等的征讨。在经历了整整一个大历时期，这一批原本不显山露水的将领已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将在德宗的时代迎来重回河南的契机，并成为帝国应对平卢系危机的重要砝码。或许，这正是李光弼留给未来河南和帝国最大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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