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方人之间性格、行为的差异，说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抛开人种之间的差异不谈，至少可以从自然环境的选择作用和中国政治传统两方面聊一聊。
在自然环境方面，首先，南方开发较晚，生存环境初始更为恶劣，潮湿多蚊虫瘴气，在唐朝时期南方特别是岭南一带都是荒蛮之地，那么南人首先关注的是自己的生存问题，在衣食住行方面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我想广东人饮食合理，吃饭前先喝汤的习惯是有其成因的；其次，南方多山地、丘陵，适宜农业种植面积少于北方，南方人不得不得不寻找更多的生计来源：手工业及商品流通的贸易，浙闽两省的有些地方特别明显；承接上一点，南方在水路方面比北方更有优势，长江流域的每座大城市几乎都是依水而建（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客观上也降低了运输成本），沿海城市除了河道还有海路（上海、广州的崛起初始就有这个优势，资源聚集和对外辐射的能力非其他地方可比）。总之，客观上南方生存条件更为恶劣，促使南方人不得不寻找、利用本地的优势去更好地生存、生活，那就是传统种植以外的产业及其贸易，这符合初始现代化的规律：产业分工，从而更多地开发资源和更好地配置资源。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温饱不再是问题，农业地位下降。故而南方经济超越北方是有内在逻辑的。
在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政治中心都是在北方，陕西河南两省最为突出，一则是因为黄河流域开发较早，二则是北方的地理条件更适合建都，所谓的地理条件是指有山脉作为天然屏障，防御西北的外侵，并且和南方富庶地区之间的水路运输便利。西安和洛阳都有前者优势，而大运河建成后洛阳相对西安在水运方面的优势非常突出，北京得以成为元明清的首都，大运河的存在至为关键。
显然，古代交通不便，离京城越近的人受中央政治影响越大。北方人入仕比南方人更多（宋朝以后南官才增加起来，这得益于南宋的南迁，也同步于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无疑北方人更关心国家政治，这一方面是关心个人的政治前途，毕竟士农工商，学而优则仕，政府官员是古代人求职的第一选择；另一方面是儒家的入世思想深入读书人（仕宦的主要来源）的骨髓，在南宋以前文化重镇多在中原（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方读书人更多，入世思想使得于庙堂之上报效国家成为读书人一生的志向……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但从政治传统的角度切入，也可以理解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多地关注国家大事而不是基本生计生活。
当然，随着人口流动限制的解除，南北方人迁移成本的降低，以及市场经济带动的人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配置，加之国家政治体制的逐渐成熟和法律的完善（大家不需要担心、关心），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南北方人都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小事，当然南北方人之间性格行为的差异短期内还会很明显，但随着人口的迁徙和融合，很多方面的差异会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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