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猪：我们已经讲了太多的人和动物，人类的宗教，人文主义，什么时候才开始讲未来啊？
唐老蛋：从这一集开始就是书中第三部分的内容了，我觉得赫拉利教授应该按三，一，二的顺序来写更好一些，因为第三部分的逻辑推演的确让人目瞪口呆。然后你就会去看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结论。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把本书的前二部分主要思路来理一下。
天使猪：我来说，我来说——
要想探讨人类未来，那么就必须探讨人类彼此之间的协作关系，因此人类的整个历史也是一部协作史，家庭协作、集体协作、国家协作，统统都是围绕协作展开。所以第一部分回到了《人类简史》中所阐述的重要观点，构建人类协作的是想象，是故事，货币、宗教、国家成为人类最为有效的三大协作基础。而这一次，作者则更为深入的加入了科技进行探讨。
科技改写人类的想象。
科技并非是想象，而是实证，基于数据基于实验的实际操作。
因此当科技渗透到人类的协作之网时，发生了奇妙的事情。
首先是人类有了对于世界可控的想象，我们战胜了疾病，饥荒，战争。
除了对生存有了可控的想想之外，我们对生存得更好也有了想象。
这就是资本主义。
早期的世界人类生活在一个存量时代，粮食就那么多，土地就那么多，不会再多出来了。但是科技的爆发，让存量世界变成了增量世界，从工业革命以来，人口爆炸式增长。
例如真正让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航海时代，通过科技的力量欧洲人拥有了航海的能力，治疗坏血病的能力等等，于是欧洲人开始登上新大陆掠夺世界，钱开始因为科技的力量增大了，于是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创造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资本主义就此崛起。
抛去这一罪恶的过去，在历史进程上来看，科技进步，让人类相信未来，愿意继续将赢利投入到生产，不断扩大规模，不断追求利润的路上。
一言蔽之，科技让人类开始有能力想象未来，并掌握未来。
历史上，第一次意识到科技拥有巨大力量的人是马克思。
《资本论》与任何以往的经济社会学家不同，其站在人类社会变革的时间窗口上，有了一个全新的洞察，即科技治国。
所谓生产工具即是科技力量，其在资本主义时期深刻的介入到了社会结构中，所有的一切因为科技而改变。
马克思是此前最为理解科技力量的经济学家，如果活到现在，第一时间会做的一定是研究互联网。
人文主义崛起是因为上帝死了，而上帝死了的原因在于科技逐渐拆解了世界的本质，掌握到了世界的力量，不可控的力量成为了可控。
因此，宗教力量式微的今天，要想维持人类最大规模的协作必须有新的故事，于是出现了人文主义。
为此，人类历史上诞生了三大分支，社会人文主义、自由人文主义、进化人文主义。
进化人文主义最终被歼灭，而社会人文主义与自由人文主义目前并存。
自由人文主义强调每个人的价值，强调倾听内心。因此精神分析崛起关注自己内心成为正确，个人英雄主义抬头，个人意义开始大于集体意义。
乔布斯说“follow your heart”。
唐老蛋：说得不错，这里再精简一下：
（１）7万年前，人类依靠相信“共同的想象体”形成的大规模合作从动物中胜出，成为世界的主人。
（２）“共同的想象体”是神权和宗教的祖宗，但这些协作一开始的目的和服务的对象就是它本身，所以人的体验和感受不重要。为了找寻人类生存的意义，所以必须有一个“宇宙的剧本”来说服每个人按剧本里的情节去演绎完你的一生，去得到你一生的意义。
（３）科学的发展戳穿了“宇宙的剧本”，人类在近代开始不相信“宇宙的剧本”，用意义去换得力量。当科技的力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时，人类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才是最可信的，还找到了一个作弊器，人文主义思想，用自己的体验去代替意义。其中核心的观念就是：一、没有上帝，没有神也没有“宇宙的剧本”。二、人类比动物高级，人类的体验很重要，人类体验才能为宇宙带来意义。三、很重要，但是一直是被忽视的，人有自由的意志（仿佛是不证自明的事）
（４）人文主义分裂成了社会人文主义、自由人文主义、进化人文主义。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部分都说了些什么：
第三部分
智人失去控制权
人类还能继续掌控世界、赋予世界意义吗？
生物科技和人工智能将如何威胁人文主义？
谁可能继承人类的角色，什么新宗教可能取代人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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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实验室里的定时炸弹
时至2016年，主导世界的是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想：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然而21世纪的科学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秩序的基础。如同前面提到其他宗教时的情形，科学不讨论价值观的问题，因此无法论断自由主义的“自由比平等更重要”或“个人比集体更重要”这些抽象道德判断究竟是对是错，但自由主义的基础同样有它深信不疑的事实声明，而这些事实声明就是过不了科学审查这一关。
自由主义重视个人自由，是因为相信人类有自由意志。自由主义认为，选民和顾客的决定既不是命中注定，也不是任意随机的。虽然人都会受到外部力量和随机事件的影响，但到头来，人人都挥着自由的魔杖，为自己做决定。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认为选民和顾客至上，也总告诉我们要随心而为、做让自己快乐的事。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整个宇宙充满意义，外人绝不可能知道你真正的感觉，也不可能预测你会做什么选择，所以你也不该让外人来决定你的兴趣和欲望。
“人类有自由意志”看起来仿佛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对世界的事实描述。然而，虽然这种说法在洛克、卢梭或杰斐逊的时代可能很有道理，但根据生命科学的最新发现，却已经不再成立。自由意志与当代科学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了实验室里的一头大象，许多人假装专心看着显微镜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而不愿面对这个问题。
在18世纪，智人就像个神秘的黑盒子，我们完全不知道它的内部如何运作。所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个人刺死，学者想问原因的时候，一个听来有说服力的答案会是：“因为他自己做了这个选择，用自由意志选择了谋杀；也因为如此，他必须对自己犯下的罪负全责。”而到了20世纪，科学家打开了智人这个黑盒子，既没找到灵魂，也没找到自由意志，只找到基因、激素、神经元，遵守着与世界其他所有事物都相同的物理和化学法则。时至今日，如果有人拿刀把另一个人刺死，学者想问原因，再说“因为他自己做了这个选择”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基因学家和大脑科学家反而能提供更为详细的答案：“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特定基因构造让大脑出现某种电化学反应，而基因构造反映的是从古至今的进化压力及突变的结果。”
会导致谋杀的大脑电化学反应，可能来自生物预设（deterministic）、随机或两者的结合，但总之并非“自由”。例如，神经元之所以放电，原因可能是生物预设，只要遇到外部刺激便如此反应，也有可能是随机事件，比如因为某个放射性原子忽然自发分解。但不论哪一种，都没有“自由意志”插手的余地。如果是遇到刺激、引发一连串生化事件形成的连锁反应，每个事件都由前一个事件决定，最后形成的决定当然不算自由意志。至于如果是原子随机自发分解造成的决定，就只是单纯的随机而已，当然也不算自由意志。至于随机事件加上生物预设的情况，也就是后果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同样不可能等于自由意志。
假设我们做出一台机器人，再把机器人的中央处理器连接到一块放射性铀上。只要遇到需要二选一的情境（例如，要单击右键或左键），机器人就会计算前一分钟衰变的铀原子数。数字是偶数，就单击右键；数字是奇数，就单击左键。这样一来，我们永远不可能预测这台机器人究竟会如何选择，但不会有人认为这是机器人的“自由”选择，也不可能让它参与民主投票，或要它对自己的选择负法律责任。
所以，就目前最先进的科学看来，人的选择不是生物预设就是随机，两者就像蛋糕一分为二，没有哪一小块属于“自由意志”。到头来，我们奉为神圣的“自由”就像“灵魂”一样，只是个空虚的词语，只存在人类发明的想象故事中。
进化论像为自由的棺材钉上的最后一根钉子。“永恒的灵魂”在进化论面前就是说不通，而“自由意志”也是如此，否则如果人类真是自由的，哪有自然选择的余地？根据进化论，动物做的所有选择（选择栖息地、食物或伴侣），都是基因密码的反映。如果有适当的基因，让一只动物选了营养的蘑菇、挑了健康而有生育力的伴侣，这些基因就能传到下一代。如果基因不适当，让这只动物选了有毒的蘑菇、挑了虚弱的伴侣，这些基因就会灭绝。然而，如果这只动物真能“自由”选择要吃什么、与谁交配，自然选择就无用武之地。
碰上这样的科学解释，人们常常装作没看见，说他们“觉得”自己很自由，都依自己的意愿和决定行事。确实也没错，人类能够依自己的欲望行事。如果所谓“自由意志”指的就是“依自己的欲望行事”，那么人类确实有自由意志。但这样说来，黑猩猩、狗和鹦鹉也一样有自由意志。鹦鹉学会说“我想吃饼干”之后，还真能有饼干吃呢。但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鹦鹉或人类能不能根据内在欲望采取行动，而是究竟能不能选择要产生什么欲望。为什么鹦鹉想吃饼干、不想吃黄瓜？为什么我想把讨厌的邻居一枪毙了，而不是把另一边的脸颊转过去让他打？为什么我这么想买红色的车，而不买黑色的车？为什么我想投的是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这些都不是我的“选择”。我之所以觉得脑中浮起某个愿望，是因为大脑里某种生化过程创造出的感觉。这些过程可能是生物预设，也可能是随机发生的，但绝不是自由意志。
你可能会说，至少当要把邻居杀了或选举投票的时候，并不是用当下瞬间的感受来做选择，而是经过了长期思索，细细思量了各种重要论点。然而，台面上就是有那么多种论点，有的会让你投给民主党，有的会让你投给保守党，还有些会让你投给英国独立党，或是干脆待在家。是什么让你选择了某种论点，而不是另一种论点？在脑中的中央车站，我可能会因为生物预设而被迫上了某论点的列车，又或是随机被分配上哪一列车。但我无法“自由选择”让自己只去想那些使我投票给民主党的论点。
以上所说绝不只是个人假设或哲学猜测。现在只要扫描人脑，就能在受测者自己有所感觉之前，预测他们会有什么欲望、做出什么决定。在一项此类实验中，请受试者躺进一台巨大的脑部扫描设备，两手各拿一只开关，随时就可以按下任何一个开关。科学家只要观察大脑神经活动，就能预测受试者会按哪个开关，而且甚至要比受试者自己更早感觉到想按开关。在人类感觉到自己做某项决定前，大脑已经启动了指示人类决定的神经，大约提前几百毫秒到几秒。
决定要按下右边或左边的开关，反映的当然是这位受试者的选择，但不能说是个“自由”的选择。我们对自由的信念，背后其实有一套错误的逻辑。当一连串的生化反应让我想按右边的开关时，我确实觉得自己想按右边的开关。一点没错，我确实想按。但有人就一下跳到结论，认为这种想按的念头就叫作自己的“选择”。这当然就错了：人的欲望不是一种“选择”，我们只能“感觉”到欲望，再据以行事。
就算科学家，现在也还是常常使用自由意志这种过时的神学概念，民众也还是继续吵着自由意志的话题。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及犹太教神学家一直对灵魂和意志的关系争论不休。他们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本质，称为灵魂，也就是真实的自我，也进一步认为，这个自我拥有各种欲望，就像拥有衣服、车子和房子一样。他们还说，每个人都能够像选衣服一样选择自己的欲望，而命运就是依据这些选择而定的。如果选了好的欲望，最后就会上天堂；如果选了坏的欲望，最后就得下地狱。问题就来了：欲望真的能“选”吗？举例来说，夏娃想要吃蛇给她的那颗禁果，但她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是有人强加于她？完全随机出现在她的心中？还是她的“自由”选择？如果想做这件事并不是她的自由选择，那么为什么她又要受罚呢？
然而，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人没有灵魂，也没有称为“自我”的内在本质，再去问“自我如何选择它想要的事物”就是一件不合理的事。这就像问一个单身男子“你太太怎么挑衣服”一样莫名其妙。事实上，人类有的就是一条意识流，欲望会在这条意识流中起伏来去，并没有什么永远不变的自我能够拥有这些欲望。因此，要问我到底是因为生物预设、随机发生，还是自由意志而选择了自己的欲望，其实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
这个概念可能听起来很复杂，检测的方式却极其简单。下次有个概念从你脑中跳出来，就赶快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想法？我是在一分钟前决定要想到这个想法，然后才想到的吗？还是我自己并没下任何指示或准许，这个想法就自己出现？如果我真的是自己思想和决定的主人，能不能决定在接下来60秒内不要想到任何事？”试试看，看看情况如何。
质疑是否有自由意志，并不只是一种哲学探讨，而确实有实际意义。如果生物确实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意味着只要使用药物、基因工程或直接对脑做出刺激，就能操纵甚至控制人的欲望。
如果想看看这种哲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可以参观机器生化鼠（robo-rat）的实验室。这里的机器生化鼠其实就是一般实验用的大鼠，但有一点不同：科学家在大鼠脑中掌管感觉和奖励的区域植入电极，于是能够遥控操纵这只大鼠。只要稍加训练，研究人员不仅能控制大鼠左转或右转，还能爬梯子、用嗅觉查探垃圾堆，以及做些大鼠通常不爱做的事情，例如从很高的地方一跃而下。军方和民间企业都对机器生化鼠大感兴趣，觉得它们在许多任务和情境中都能派上用场，像是寻找倒塌建筑物下的受困幸存者，找出炸弹和暗杀装置，或是探明地下隧道和洞穴的路线。
动物福利团体提出关切，担心这些实验会对大鼠造成伤害。但纽约州立大学机器生化鼠研究先驱桑吉夫·塔瓦尔（Sanjiv Talwar）教授认为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大鼠其实很享受这些实验。他解释道，这些大鼠“在为得到愉悦而工作”，每次电极刺激它们大脑中的奖励中心，“大鼠会觉得仿佛脱胎换骨”。
据我们所知，这些大鼠并不觉得受人控制，也不觉得做了什么违背自己意志的事。塔瓦尔教授按下遥控器，是让大鼠自己想要往左走，于是它就往左走。教授按另一个开关，是让大鼠想要爬梯子，于是它就爬了梯子。毕竟，欲望也只是神经元的某种放电模式而已。至于神经元放电的原因，究竟是其他神经元的刺激或塔瓦尔教授遥控器控制电极的刺激，真有那么重要吗？如果你去问问那只大鼠，它可能会告诉你：“我当然有自由意志啊！你看，是我想要左转，所以就左转了。是我想爬梯子，所以就爬了。这不就证明了我有自由意志吗？”
智人的实验则显示，人也像大鼠一样可以被操纵。只要能刺激人脑正确的位置，就算是爱、愤怒、恐惧或沮丧这些复杂的感受，也能够被创造或抑制。美国军方最近开始实验在人脑植入计算机芯片，希望能够治疗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士兵。 在耶路撒冷的哈达萨医院（Hadassah Hospital），医生为躁郁症处于急性抑郁期的患者用了一种创新疗法。他们将电极植入患者大脑，并连接到植入患者胸部的微型计算机。每次从计算机得到命令，电极就会放出一道微弱的电流，使造成抑郁的大脑区域麻痹。这种疗法并非万无一失，但有部分案例显示，那些一直折磨着他们的空虚和黑暗，就好像变魔法一样消失无踪了。
曾有一位患者抱怨症状在术后几个月复发，让他整个人陷入严重抑郁。但经过检查，医生发现了问题根源：计算机的电池没电了。他们一换电池，抑郁就烟消云散了。
这种疗法显然有其伦理限制，研究人员只能在某些特例将电极植入人脑，其他人体实验多半还是使用非植入性的头盔装置，技术上称为“经颅直流电刺激器”（transcranial direct-current stimulator）。这种头盔配有电极，连接头皮外侧，能够产生弱电磁场，瞄准特定大脑区域，进而刺激或抑制选定的大脑活动。
美国军方正在测试这种头盔，希望提升士兵在训练或实战时的专注力和表现。主要实验由位于俄亥俄州空军基地的人类效能指挥部（Human Effectiveness Directorate）进行。目前距离能下定论还很遥远，而且经颅直流电刺激器的效用还是远远名过其实，但有几项研究指出，比如无人机操作员、空中交通管制员、狙击手等需要长期保持高度专注的职务，都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其认知能力。
《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 ）的记者莎莉·埃迪（Sally Adee）就曾获准前往一处狙击手训练地点，亲身测试效果。她一开始先不戴头盔，进入战场模拟室，面对20个蒙面男子绑着自杀式炸弹、手持步枪，直接向她冲来，令她一阵惊恐。她写道：“好不容易射倒一个人，又有另外三个新的攻击者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显然我开枪的速度不够快，慌得要命又笨手笨脚，一直卡弹。”还好，这些攻击者其实只是投射到她身边巨型屏幕上的影像。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实在表现太差，沮丧到简直想把枪丢下一走了之。
然后，他们帮她戴上了头盔。她说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稍微觉得有点刺痛，嘴里有奇怪的金属味。但接下来，她开始一个一个放倒这些虚拟恐怖分子，态度冷静、手法纯熟，简直像兰博或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看着这20个人拿着枪冲向我，我冷静地举起步枪，深吸一口气，放倒离我最近的人，再平静地评估下个是谁。好像才没一会儿，我就听到有个声音说：‘好了，结束了。’模拟室里的灯光亮起……我身边横七竖八倒着尸体的影像，忽然一阵安静，但我好希望有更多人来攻击。当团队开始移下电极的时候，我甚至有点失望。我抬起头，想知道是不是有人把钟调快了，完全没感觉到时间已经足足过了20分钟。‘我击中了几个？’我问那位助理。她看着我，带点揶揄的神色。‘他们全挂了。’”
这场实验让埃迪的生命大为改观。接下来几天里，她意识到自己经历了一场“近乎灵性的体验……不是觉得更聪明或是学得更快，真正让我好像脚下忽然一空的，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觉得大脑里忽然一片安静……没有任何自我怀疑，仿佛看到一个新世界。脑中忽然静得叫人难以置信……我希望你会懂，在那次测验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心里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再回去，把电极再接回去。我也开始冒出许多疑问。平常，在我脑中总像有许多愤愤不平的小人，占满了我的心思，让我害怕尝试，最后导致失败。但除了这些声音之外，我究竟是谁？这些声音又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声音有些是重复社会的偏见，有些是附和我们个人的历史，也有些传达出我们的基因传承。埃迪认为，这一切创造出一个看不见的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有意识做出的决定。如果我们可以重写这些内心独白，甚至叫它们完全噤声，会发生什么事？
直到2016年，经颅直流电刺激器仍在起步阶段，也无法预测是否会在何时成为成熟的科技。到目前为止，通过这种方式增强能力只能维持短暂的时间，莎莉·埃迪的体验能到20分钟，可能是特例中的特例（甚至只是安慰剂效应而已）。关于经颅直流电刺激器，多数已发表的研究都是人类样本数极少，情境也有特殊限制，而且长期影响和危险仍然完全未知。只不过，如果未来这项科技成熟，或是我们找到其他方法来操纵大脑的放电模式，会对人类社会和人类有何影响？
如果哪天人类真能控制自己的大脑电路，除了希望自己更有效地击倒恐怖分子之外，可能也会希望实现一些更俗世、自由主义的目标。换句话说，也就是能够更有效地学习和工作，让自己能全心投入游戏和嗜好，或是能在任何时刻专注于有趣的事物（不管是数学，还是足球）。然而，如果这样的操纵成了家常便饭，原本该由顾客自由操纵的意愿，就会变成另一项可购买的商品。你希望弹得一手好钢琴，但一要练琴又想看电视吗？没问题：戴上头盔，安装适当的软件，你就能够完全只想练钢琴了。
你或许觉得不服气，认为如果能让脑中的声音噤声或是放大，其实是增强而非削弱了自由意志。在过去，你可能就是因为被外界干扰，才没能实现自己最珍视、内心最深处的欲望。有了这种让人专心的头盔或类似的设备，你就更能把父母、牧师、神父、祭司、公关、广告商、邻居的声音通通排除掉，专注于自己想要什么。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要说你有个单一的自我，能够区分自己真实欲望与外界声音的不同，这也只是另一个自由主义的神话，已经被最新的科学研究推翻。
我是谁
科学不仅破坏了自由主义对自由意志的信念，也破坏了对个人主义的信念。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单一、不可分割的自我。“individual”（个人）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也就是“in-dividual”（不可分割）。确实，人体由大约37万亿个细胞组成， 而且每天身体和心智都会经历无数次变化，但只要集中精神、努力接触自我，一定能在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单一、清楚和真实的声音，这也就是真实的自我，也是宇宙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对自由主义来说，想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一个真正的自我，而且只能唯一。要是有许多个声音，我在投票站、超市和婚姻市场上，该听哪个的意见？
经过数十年研究后，生命科学的结论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故事完全就是神话。所谓唯一真正的自我，就和永恒的灵魂、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一样虚假。如果我真的深深地去探测自我，就会发现自己一向以为理所当然的单一性分解成各种互相冲突的声音，没有哪个是“真正的自我”。人类绝非“不可分割”，反而由许多分割的部分组成。
例如，人脑就由两个脑半球组成，中间由一束神经纤维连接。每个脑半球控制着身体相对的另一侧，例如，右脑控制身体的左侧，接收来自左侧视野的数据，负责移动左臂和左腿，左脑则刚好相反。因此，右脑中风的患者有时候会忽略身体的左侧（例如，只梳右边的头发，或是只吃盘子右边的食物）。
左右脑也有情感和认知方面的分工，只是情况远远不够清晰。例如，多数认知活动虽然都会同时用到两个脑半球，只是程度有大小之别。例如，在大多数情况下，左脑在语言和逻辑推理时扮演着较重要的角色，而右脑则在处理空间信息时较为强势。
在左右脑关系的研究上，许多突破出自对癫痫患者的研究。严重的癫痫患者，会从大脑的某一区域掀起一场电子风暴，迅速传播到其他区域，造成急性癫痫发作。癫痫发作期间，患者无法控制身体。一旦频繁发作，常常就会让他们丢掉工作，无法正常生活。在20世纪中叶，如果其他疗法都无法奏效，医生的最后一招就是把连接两个半球的神经束切断，让某个脑半球掀起的电子风暴不会影响到另一半球。对脑科学家来说，这些患者简直就像金矿，提供了许多惊人的数据。
关于这些“脑裂”（split-brain）患者，最著名的研究者是罗杰·斯佩里（因其突破性发现获得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以及他的学生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S. Gazzaniga）教授。其中一项研究的对象是一名青少年。研究者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男孩回答说：“绘图员。”这个答案由左脑提供，逻辑推理和语言也多半由左脑控制。然而，男孩的右脑也有另一个活跃的语言中心，虽然无法控制口语，但能用拼字游戏Scrabble 的字母牌拼出字来。研究人员很想知道男孩的右脑有何意见，于是把字母牌散在桌上，在一张纸上写着：“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并把纸放在男孩左边视野的边界处。来自左边视野的数据会由右脑处理，右脑无法控制口语，所以男孩什么也没说，但他的左手开始迅速在桌上移动，到处收集字母牌，拼出“汽车比赛”。厉害了吧！
同样令人感到惊奇的另一个行为，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WJ身上。WJ的双手分别由不同的脑半球控制。他的两个半脑之间没有联系，于是有时候右手要开门，左手却会把门甩上。
还有另一项实验，加扎尼加的研究团队向左脑（负责语言）展示鸡爪的照片，同时向右脑展示雪景照。接着问病患PS看到了什么，他回答：“鸡爪。”加扎尼加接着再展示许多图片给PS看，请他指出最符合他所看到的内容。病患的右手（由左脑控制）指向一只鸡，但同时左手却也伸了出来，指向一只雪铲。加扎尼加接着就问了这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为什么你会同时指了鸡和雪铲？”PS回答：“呃，鸡爪和鸡有关系，而要清理鸡舍需要铲子。”
这里是怎么了？控制语言的左脑并未接收到雪景这个信息，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会指向铲子，结果左脑就自创出一些觉得合理的解释。多次重复实验后，加扎尼加的结论认为，左脑不仅处理口语能力，也是个内部翻译人员，会用各种片段的线索编制出合理的故事，想为我们的生活找出意义。
另一项实验是让掌管非语言能力的右脑看到一张色情图片。受试者开始脸红、咯咯笑着。“你看到了什么？”研究人员语带狡黠地问道。受试者的左脑说：“没什么，只是有光闪了一下。”但她立刻又开始咯咯笑了起来，还用手遮住了自己的嘴。“那你为什么会笑呢？”研究人员追问。也是一头雾水的左脑翻译官拼尽全力想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于是回答说因为房间有部机器看起来很好笑。
这就像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执行无人机空袭任务，美国国务院却毫不知情。于是等到有记者向国务院官员询问此事，官员只能赶快编造一些貌似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这些官员根本不知道为何要空袭，就是瞎掰。不只是“脑裂”患者，而是所有人类都会用到类似的机制。一次又一次，我们心中的“中情局”都是不经“国务院”批准或知情就恣意妄为，接着我们心中的“国务院”就只能编出一个让自己看来最像正人君子的故事。常常，就连“国务院”自己最后都信了自己编出的故事。
行为经济学家也做出过类似的结论，当时讨论的是民众如何做各种经济决定。或者讲得更精准些，是谁做了这些决定。是谁决定买丰田而不买奔驰，度假去巴黎而不去泰国，投资韩国债券而不是上海的股票？多数实验都指出，并没有什么“单一的自我”做出这些决定，而是人心中有许多不同、常常还会相互冲突的内部实体，经过不断拉扯决定的。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就做过一项开创性的实验，请一组志愿受试者参加一项分成三阶段的实验。在“短”阶段的实验中，受试者将一只手放入14℃的水中一分钟，而这种水温会让人不悦甚至痛苦。60秒后，就请他们把手拿出来。而在“长”阶段的实验中，受试者的手会放入另一个容器中，水温同样是14℃。但在60秒后，会偷偷将热水导进容器，使水温略升为15℃。有些受试者会先做“短”实验，也有些从“长”实验开始。但不论哪种，都会在两个部分都结束的7分钟后，开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研究人员告知受试者，他们必须重复前两阶段的其中之一，可以自由选择。足足有80%的人选择了“长”实验，在印象中以为这没那么痛苦。
虽然这个冷水实验如此简单，但是它透露的意义却动摇了整个自由主义世界观的核心。实验告诉我们，人体内至少有两种自我：体验自我（experiencing self）及叙事自我（narrating self）。体验自我是我们每时每刻的意识。所以对于体验自我来说，显然“长”实验比较糟。你得先忍受14℃的水温达60秒，这已经很难受了，而且“短”实验受的苦，在这里一点也少不了，但接着你得再忍受另外30秒15℃的水温。虽然情况勉强好一点，但绝对不愉快。对于体验自我来说，在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体验后，再加上另一个仍然不愉快的体验，并不会让整件事变得愉快一些。
只不过，体验自我并没有记忆能力。它不会说故事，而且当我们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也不会去问它有何想法。讲到要唤起记忆、讲故事、做重大决定，负责的是我们心中另一个非常不同的实体：叙事自我。叙事自我的概念，很类似加扎尼加所说的左脑翻译人员，永远忙着将过去的丝丝缕缕编织成一篇故事，并为未来制订计划。叙事自我就像记者、诗人或政治人物，不会叙述所有细节，通常只会用事件的高潮和最后结果来编织故事。整个体验的价值，是通过把峰值与终点两者加以平均而确定的。举例来说，叙事自我判断“短”的冷水实验时，是将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还是非常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非常冷”。接着，叙事自我对“长”的冷水实验也做一样的判断，把最差的部分（水非常冷）和最后一刻（水没那么冷）拿来进行平均，结论就是“水稍微温暖一点”。这里的重点之一在于，叙事自我对于时间持续多久无感，并不在意长短两部分实验的持续时间不同。所以，如果需要在两者择一，叙事自我会挑长的实验，认为“水稍微温暖一点”。
每次叙事自我要对我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peak-end rule），也就是只记得高峰和终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这一点对于我们所有的日常决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20世纪90年代早期，卡尼曼开始与多伦多大学的唐纳德·雷德梅尔（Donald Redelmeier）合作，一方面研究做肠镜检查的患者，另一方面开始研究体验自我及叙事自我的差别。肠镜检查通过肛门将小摄影机插入肠道，以诊断各种肠道疾病。这种检查并不舒服，而医生都想知道怎样才能减轻这道程序的痛苦。是该把动作加快，让病人长痛不如短痛，还是该把动作放慢、小心一点？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卡尼曼和雷德梅尔请154位患者在大肠镜检查期间，每分钟都报告他们的疼痛程度。报告时使用0~10的数字，0代表完全无感，10则是痛到无法忍受。等到检查结束，再请患者同样使用0~10的数字，报告检查的“整体疼痛程度”。我们可能会以为，整体分数会与每分钟报告的分数总和相关，也就是，如果时间持续越久，病患承受的疼痛越多，最后的整体疼痛分数就会越高，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
正如前面的冷水实验，不管持续时间多长，整体疼痛分数只会反映峰终定律。因此，有一次肠镜检查时间8分钟，过程中患者给出的最高疼痛分数为8，而最后一分钟的打分为7。等到检查结束，这位患者给的整体疼痛分数就是7.5。而在另一次肠镜检查中，时间足足有24分钟。在此过程中，最高的疼痛分数一样是8，但这位患者在最后一分钟的打分只有1。到最后，这位患者的整体疼痛分数只有4.5。事实上，后面这位患者的肠镜检查时间足足是前一位的三倍，因此总的说来受到的痛苦要多得多，但这点完全没有影响他的记忆。叙事自我并不是将所有的经验进行总和，而是进行平均。
所以，患者会喜欢哪一种呢？是为时短暂但痛苦的检查，还是时间长但动作小心？这个问题并没有唯一正解，因为患者至少有两个不同的自我，各自有不同的喜好。如果问的是体验自我，它大概会选择时间短的。但如果问的是叙事自我，它反而宁可挑时间长的，因为它只会记得最糟时刻和最后一刻的平均值。事实上，如果从叙事自我的观点来看，医生最好在检查最后安排几分钟原本完全没必要的钝痛，因为这反而会让整件事在患者记忆中的痛苦大减。
儿科医师和兽医都很懂这个技巧。许多医师会在诊室里准备许多零食点心，在打完针或做了痛苦的检查之后，让孩子（或是小狗）吃点甜品。这样一来，等到叙事自我后来回想这次问诊，最后这10秒的快乐足以抹去之前许多分钟的焦虑和疼痛。
至于进化，更是早在儿科医师之前许久，就发现了这个伎俩。许多妇女分娩时都会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可能会让人以为，只要生过一次，没有哪个心智正常的女性会愿意再生一次。但在分娩后的几天，内分泌系统会分泌皮质醇和β–内啡肽，舒缓疼痛，让人感到安慰，甚至是欢快，再加上对小婴儿的爱与日俱增，又得到来自亲友、宗教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多方赞誉，都会合力把分娩从创伤转为正面记忆。
以色列特拉维夫拉宾医学中心（Rabin Medical Center）的研究显示，分娩的记忆主要反映高峰及终点，整体持续过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在另一项研究中，请2428名瑞典妇女在分娩两个月后，回忆生产的过程，其中有90%认为这个过程属于“正面”或“非常正面”。她们并没有忘记这种痛苦（有28.5%认为分娩是世上能想到的最痛的事），但仍然认为这是个正面体验。叙事自我有一把锋利的剪刀、一支黑色的粗马克笔，一一审查着我们的体验。至少有某些令人恐惧不悦的时刻就这样被删减或抹去，最后整理出一个有欢乐结尾的故事，归档备存。
图40 圣母玛利亚抱着婴儿耶稣的圣像。
大多数文化都将分娩描绘成美妙的体验，而不是一种创伤
我们日常的大多数关键抉择，比如挑选另一半、职业生涯、住所或度假，都是由叙事自我来决定的。假设现在有两套度假行程任君挑选：第一套行程是到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镇（Jamestown），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殖民城镇，这是英国在1607年于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第二套行程则是你自己的梦想假期，可以是阿拉斯加徒步旅行、佛罗里达日光浴，或者到拉斯韦加斯尽享帅哥美女、美酒和赌博。但有一项限制：如果选择梦想假期，等到最后上飞机回家之前，你得服下一颗药丸，消除所有对于这场假期的回忆。发生在拉斯韦加斯的美好回忆，就真的只会留在拉斯韦加斯了。你想选哪套行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詹姆斯镇，因为大多数人的信用卡都由叙事自我掌管，而叙事自我只在意故事，觉得记不住的体验只是白费力气。
说实话，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紧密交织的。叙事自我也会用到我们的种种体验，作为重要（但非唯一）的故事素材。反过来，这些故事也会塑造体验自我的种种感受。举例来说，在斋戒月禁食、在准备体检时禁食，或者单纯没钱买东西吃，对于饥饿的感受就会有所差异。叙事自我对饥饿赋予不同的意义，就会让实际体验大不相同。
此外，体验自我往往也强大到足以破坏叙事自我最完美的计划。举例来说，我可能在新年下定决心，要控制饮食，每天上健身房。这种伟大的决定是叙事自我的专利。只不过，过了一个星期，该上健身房了，体验自我却过来接手。我现在就是不想上健身房，反而订了比萨，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机。
然而，大多数人认同的都是自己的叙事自我。我们口中的“我”，讲的是我们脑中的故事，而不是身体持续感觉到的当下体验。我们认同的是自己内心的系统，想从生活的各种疯狂混乱中理出道理，编织出一个看来合理而一致的故事。不管情节是否充满谎言和漏洞，也不管故事是否因为一再重写而总是自打嘴巴，一切都不要紧。重要的是，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甚至死后）都有一个单一、不变的身份。就是这种感觉，塑造出大有问题的自由主义信念，误认为自己不可分割，内心有个清楚而一致的声音，而且能为整个宇宙提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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