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认为，幸福可以通过PERMA的方式来实现，就是积极的情绪（P）、投入（E）、良好的人际关系（R）、有意义的生活（M）和成就（A）。
知识和信息，我称为文化体验，也是幸福的一种很重要的来源
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他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和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消极自由是一种“不做”（liberty from）的自由，人们有免受他人强制的自由，不按他人意愿来做事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一种“去做”（liberty to）的自由，做自己生活的主人，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更有分量。
他对选择本身的重要性和它在我们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进行了区分。他建议，与其盲目崇拜选择自由，我们更应该问问自己：这种选择的自由是让我们过得更好还是更糟？是让我们变得更灵活还是更被动？是增强还是削弱了我们的自尊心？是让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更亲密还是更疏远？
过多的选择会占据原本可以用于其他事情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反而会侵犯我们的自由。
我相信只有学会对真正重要的事情作出恰当的选择，同时卸下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做选择的担子，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
1． 想过得更好，就应该在选择的自由上自愿接受一些限制，而不是完全拒绝束缚；
2． 想过得更好，就该追求“足够好”，而不是“最好”；
3． 想过得更好，就该降低对选择结果的期望；
4． 想过得更好，做决定时就不应该给自己留退路；
5． 想过得更好，就应该少关注身边的人在做什么。
选择过多不仅使人们做决定的过程更艰难，因而感到更沮丧，还会让最终被选中的“幸运儿”魅力大减，导致满足感更低。
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一直忙着做这做那，没时间停下来思考，也从未关注自己内心的需要。
筛选外部信息是大脑的一项基本功能。若是感官所及的每一样东西都要分散注意力，我们恐怕一天都撑不住。人类大多数的进步都离不开省时省力的发明，以便用有限的时间解决生活所需。
大多数明智的选择都包含以下几个步骤：
1． 确定你的目标；
2． 评估目标的重要性；
3． 列出可能的选择；
4． 评估哪个选项最能达到你的目标；
5． 选出最佳选项；
6． 根据选择的效果调整你的目标以及各个因素的重要性，以便下一次作出更明智的选择。
我们对过去体验的记忆由两种因素决定：事情达到极限（最好或最坏）时我们的感受，以及事情结束后我们的感受。这也就是所谓的峰终定律（peak-end rule），我们用它总结自己的体验，并作为日后评价新的体验的参考依据。这种体验总结又反过来影响我们是否再来一次的决定。而其他一些因素，比如体验过程中快乐和不快乐所占的比例，或者体验持续的时间，几乎对我们的记忆毫无影响。
峰终定律
人们对体验的记忆与过程中的感受好坏无关，只与“峰”和“终”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感受有关，即事情达到高峰时的感受和事情结束时的感受。
无论是预测自己对某件事情的体验，还是我们对过去体验的记忆都不可靠，不能正确地反映事情发生时我们的真实感受。然而，正是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望主宰着我们的选择。
总体来说，我们越经常遇到的东西，以后就越有可能想起它。
可获得性启发式
availability heuristic
人们的判断推理过程常常受到可获得的记忆的影响，倾向于认为容易想起的事件比不容易想起的事件更常见。
可获得性启发式就是说，如果我们很容易捕捉到记忆中的某些信息，就证明我们过去经常碰到这个信息。这么说并非完全没道理。事物出现的频率的确会影响它在我们记忆中的“可获得性”，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显著性或生动性也会对记忆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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