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短文《论出自人类之爱而说谎的所谓法权》解读之四
6.1晦涩版原文
因此说谎在仅仅被定义为有意对另一人作出不真的声明时，并不需要补充说，它必然伤害一个他者；就像法学家为定义它所要求的那样：说谎是损害另一个人的谎言。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在伤害一个他者，即便不是另一个人，但毕竟是一般而言的人性，因为它使得法权的源泉变得不可用。
6.2通俗版翻译
一般认为，说出会造成伤害的谎言才是说谎，谎言没造成伤害，说说也无妨。谎言是中性的，说谎是贬义的。女朋友第一次做饭，你夸饭菜可口，是谎言，但不是说谎，因为女朋友没受到伤害，虽然那个饭菜难以下咽。康德却说，说出谎言就是说谎，不管这个谎言有没有造成伤害。谎言没有直接伤害他人，却可能像上面所分析的，导致社会的混乱。
6.3附释
6.3.1说实话只为公司利益
喜欢下属奉承的总经理下台了，上来个正直的总经理，他把中层干部一个个叫来谈话，听听他们对公司管理的意见，如果有下属打哈哈，他会拍着胸脯保证：“你们有话尽管讲，不要怕得罪人，有我在，如果有人胆敢打击报复实在人，我第一个让他走人！”这时候下属可以听听康德的教导，不要考虑什么后果，只管讲真话就行。这里的后果特别指是不是得罪人，不是说不需要考虑实话是否有利于公司的发展。比如可以向领导反映，现在人浮于事，必须精兵简政。
而且，实话也有两种，一种可以让领导总结出经验教训，另一种让领导听得云里雾里，抽象思维欠佳、管理思想缺乏的员工是很难说出有价值的实话的。比如清谈，天天抱怨员工工作不积极、领导不懂得放权，又提不出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明朝灭亡时很多儒生士大夫以死殉道，有人讽刺他们“闲来无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邓晓芒教授稍微刻薄地点评道，对于这些儒生，死也成了谋取道德英明的手段。谈心性的儒生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高悬政治、道德理想对现实进行批判，提不出切实的强国之道，这样看来，邓教授与这些儒生有多少区别呢，他研究的康德哲学与儒家心性之学都是无用之哲学，看重道德的理想性，区别仅在于邓教授不像古代儒生那么注重道德修养，国家危亡之时不会以死报国谋取道德虚名。邓教授到底比古代儒生高端在哪里呢？我们不需要鄙夷清谈，清谈的时候多联系历史事实，至少会给实干家诸多启示，脱开历史的清谈，最好不要有。
利于公司发展的真话可以讲，那么利于公司发展的假话是不是也可以说呢？比如领导特别讨厌好色之徒，若有下属好色，一律开除，恰恰公司中层有个精英中的精英天生好色，暗暗地顺性而为，为了公司发展，其他同事是不是应该在领导面前帮他隐瞒此事？这里我们要分清无意中说了实话伤人和故意说实话伤人，像康德那样坚持说实话，便分不清这两种情况了。故意说实话伤人，就是玩公司政治，玩得不太好，是打小报告，玩得好，是老谋深算，杀人不见血。有这样的人在公司，正直的人埋头做事，是上好选择。
6.3.2为公司服务的矛盾之处
更重要的是，我们凭什么认定某句真话或者假话肯定有利于公司发展？有些憋屈的下属肯定有这样的体验，觉得自己已经掏心窝跟领导反映真实情况并提出政策建议了，可是领导就是听不进去，换句话说，我们的真话在领导那里毫无价值。要想让我们的真话或者假话有利于公司发展，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专业水平和沟通技巧，其次需要遇见对路的领导。这些条件都不满足，就尽量少说话，多做事。
再进一步，即使说真话的确有利于公司发展，我们有没有想过这家公司本身很邪恶呢？邓晓芒教授就是这么来批评古代儒家的，他说，你们儒家口口声声强调有德者得天下，可知道你们再有道德也是在为专制王朝服务，是为虎作伥。这不是清谈，还有什么叫清谈呢？谈专制就要谈个人的合法权利，朱熹、王阳明连权利是什么都不知道，如何能明白自己在为专制服务呢？当时最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方式难道不是在君王手下当官吗？即使是邓教授所钟爱的康德的时代，也是君王专制的时代，康德那么强调自由和以人为本，并没有激励德国人民为反抗专制而奋斗，即使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反抗也没有去鼓励，他自己也是特别听话的良民。他那么晦涩地谈论宗教，只是希望大家理性信仰而非盲信，却得到官方的警告批评，康德的回应不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是写了保证书，保证不再谈论宗教，如此看不出风骨的人那么强调自由，到底强调的是什么自由呢？
6.3.3老好人的无价值
刚刚谈的是真话是不是有利于公司，下面谈真话是不是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
有人会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可以和谐，话的真假不重要。这样的实用主义者还可以为自己辩护，古人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愿意听逆耳的话，所以也不对别人说逆耳的话，邓教授借用康德的观点对这条格言大加批判，他认为在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的同时，如果不坚持以人为本的宗旨，与人交往将充满投机色彩，我犯了错误不想被惩罚，所以别人犯了错误，我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问题是，总是指出别人的错误使其受罚和包容别人的错误使其自省，到底哪个是以人为本，需视情况而定，惩罚不一定是助人成长的最佳方式。如何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低端，则投机，我们高端，则暖心。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实用主义者所说的话，不管真假，价值都不大，别人听多了，只会与他们维持表面良好的关系，没有真正的和谐。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那些善于逢迎的下属，有的和领导的关系真是太好了，不管说什么，领导都相信，比如魏忠贤那样的。但是，受器重的小人不可能只会逢迎不干实事，这里的实事是领导所认定的实事，也就是说他们也帮领导解决了很多问题，虽然有些问题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只要领导认为重要就重要。但是那些只说好听话的老好人就不一样了，从他们的话中听不出是非对错的原则，只觉得他们是敷衍，我们固然需要别人的认可，老好人对谁都认可，我们看不出这种认可肯定了我们的哪些独特价值。
6.3.4道德不仅是利益交换
既然做老好人不是上策，怎么办呢？索性全说真话，如康德所建议的，这正是一些情商低的人采取的策略，一直真实总比一直油滑受欢迎。在不造成重大伤害的情况下，一直真实的人，就是所谓的实诚人，他们坚守的道德原则基本上是不可害人、不可撒谎、不可偷盗之类，只需要不去干什么，至于需要主动干什么，并不重要，保证不去害人、不撒谎，是不做坏人，却不算好人，好人需要给别人带来积极的东西，这不是光讲实话能达到的。比如朋友刚失恋，你却在他们面前大谈自己甜蜜的真实恋爱经历，只会讨人厌。
真话不可以全说，只可以说别人希望听的真话，但这和油滑有什么区别呢？有区别，别人希望听到的是那些可以解决他们的内心问题、现实问题或者不制造新的问题的真话，不喜欢听不痛不痒的真话。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去解决别人的问题？也许只有这样，别人才会来帮我们解决问题。这依然是利益交换，在叔本华看来，根本没有说实话这样的纯粹道德，道德就是为了利益。这样的话，人的道德境界将没有高低之分，这违背常识。吴冠军教授的说法更极端，他说，牺牲也是自私的，是用生命换取更重要的东西，比如美德、忠义之名、天堂的礼遇、英雄的称号等等，牺牲也是利益交换。
许鞍华导演的电影《明月几时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女儿参加革命，母亲劝她说，中国那么多人，少你一个参加革命，没什么大不了。女儿回答，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革命何时能成功？按吴教授的意思，女儿的决定也是利益交换，果真如此，我们不会感动。但是这部电影的确让我们很感动，值得敬佩的革命者不是为了得到爱国者、英雄之类的虚名，他们希望自己的革命行动可以给同胞带来美好生活，他们能得到什么，得听命运安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尽力去解决他人的问题，他人固然也懂得回报，但能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我们并不能控制，我们不会天天计算自己的付出与别人的回报是不是精确相等，而且别人的回报在我们看来也不一定有价值。我们只是单纯想做一个对他人有用的人，能够帮助解决他人的问题，最重要，而回报只是附带的结果。
6.3.5解决他人的问题
解决他人内心问题，比如我考试失利，很沮丧，你安慰我说，拿破仑被关在岛上还能东山再起，考试考不好这点小事算什么呢？如果你是我一向反感的老师，你这么说，我会感觉是讽刺。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如此安慰，我会好受一些。解决内心问题，不仅需要正确的话，还需要正确的人。有时候只有正确的人才能想到正确的话。比如我是个实诚人，失恋了，你安慰我说：“我让你不要太实在，你非不听。你要会哄女孩子开心……”，我承认你说的是实话，不过是正确的废话。所以，我们遇见某些事情，情绪有波动，交情不深的人即使关心地询问缘由，我们也会说没事，因为可以预见，他们即使知道了缘由，也无法抚平我们的情绪。
内心问题不一定都是沮丧、失望、难过等消极的情绪，也可能是无聊、困惑等很正常的心理状态。比如，你借新闻说了个笑话，我不感觉无聊了，大家都喜欢幽默、有趣的人，他们随时在微小的事情上稍微发挥，就是一个笑话。我们不仅喜欢笑话，也喜欢情节生动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叙述的事情能给我们一点启示，解决我们某些困惑。比如，你仅仅说日本这个名字是唐朝皇帝所赐，崇祯皇帝如何爱岗敬业，我们没有兴趣，从这样的事实中我们无法总结出任何规律性的东西，你仅仅说某个官员又贪污了几个亿，我们也没有兴趣，因为麻木了，已经形成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水至清则无鱼”这样的知识，官员贪污的新闻是在印证我知识的正确，不足为奇，只有那些官员清廉的新闻，我们才感兴趣，因为困惑了，我们会考虑这是不是假新闻，或者是不是需要修正员原来的相关知识。
解决他人实际问题，比如同学与父母闹别扭离家出走，同学父母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知道同学在哪里，我的确知道，于是告诉了他们。不过，我们有时候说真话并不能帮得了别人，比如别人问，怎样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我回答，多读读《读者》那样的杂志就可以，这份杂质致力于发掘真善美。我的回答发自内心，对方可能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那份杂志就是高级一点的心灵鸡汤。所以，解决实际问题，还是需要高超的专业水平和沟通能力，所谓忠言逆耳的原因之一就是沟通能力不佳。
不给他人制造新的问题。首先是说真话不制造新的实际问题。多情的好哥们的新女朋友问我，好哥们到底有几个前任女朋友，我摸不准这位女同胞知道实情后到底是什么反应，为避免多生事端，干脆含糊其辞。其次是不制造新的内心问题，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典型例子。真正的朋友可以雪中送炭，在我们难过时送来暖心安慰，无聊时聊聊天打发时间，即使是如此投机，也不是什么真话都可以说，每个人都会坚守一些容不得别人有异议的缺点，对这些缺点有异议，就是挑战他们的底线，给他们制造新的问题，我们不应该去挑战朋友的底线，而是要保护他们即使拥有这些缺点也不会受到伤害。
6.3.6适当坚持自我
既然大家都希望听到解决问题或者不制造新问题的话，话的真假就无所谓了。但是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就要看我们的专业水平、情商和缘分了。有些人天生木讷，干脆尽量讲实话或者不讲话。大部分人不木讷，但情商差异很大，情商越高，说的话可以受到越多人的欢迎，比如我们的开国总理。情商高的人可以成为大家的朋友，却不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好朋友讲究志趣相投，能够理解彼此微妙的苦与乐，需要的时候随时互相扶持，开国总理虽然到处受欢迎，不过，他的真正朋友应该也不会很多。有时我们情商再高，说出的话在某些人看来就是没有价值，这就叫道不同不相为谋。
为了公司或者他人的利益，我们每天挖空心思在想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取决于公司或者他人，问题是公司或者他人的利益真那么重要吗？它们是不是只是流俗意见？是不是只是意识形态的幻象呢？如果真是如此的话，我们每天如此操劳，值得吗？比如现在与女同胞交往，应该尽量避谈中国女子的传统美德，否则很容易被斥为“直男癌”，表现出直男癌的症状，就是典型的政治不正确。如果每天说话都要顾忌类似很多偏激的流俗意见，真是很累很累。而康德提倡，根本不要管流俗意见是什么，只要把自己认为正确的真话说出来就行了，那就是有道德。
吴冠军教授从康德这里看到了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的绝对自由，哲学家就是从这个绝对自由出发来批判社会的变态之处，社会永远被不健康的意识形态所裹挟，哲学家就像牛虻，永远都可以批判。如此解读，我注六经的味道太浓。康德无论如何自由，无论怎么无视流俗意见，最终回归的是普遍的道德原则和人本主义，这依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真从绝对自由来批判社会，就是从空无来批判，也就无从批判，批判什么是错的，必须先说明什么是对的。不过，吴教授的解读也提醒了我们，我们不是仅仅为公司或者他人而活着，光有专业水平、高情商和缘分，并不能保证幸福，我们还需要不断提高人文素养，知道公司或他人的哪些需要是不合理的，哪些需要虽然合理，但我们并不一定非得去迁就，这样我们便既活出了自我，又适当照顾到了公司或他人，两全其美。
参考书目：
迈克尔·桑德尔：《公正》，朱慧玲 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05月
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 主编，2010年04月
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任立 等译，1996年10月
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09月
吴冠军：《爱与死的幽灵学》，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10月
注：封面图片为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海报，来自于豆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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