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冲地区

缓冲地区

国民党元老、被誉为“研究日本第一人”的戴季陶在其名著《日本论》里，详尽论述了日本的“北进”和“南进”。

日本的北进国策，以俄罗斯为假想敌，“以俄为敌”是日本北进政策的中心。在日本北进政策布局中，由于日本是岛国，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与满蒙地区被日本视为未来对俄作战的“国防线”。满蒙地区，更是被作为缓冲地区，被日本定义为“帝国的生命线”。

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沙俄，依据此前与大清的约定，日本获得大清乃至国际社会认可的满蒙合法权益。日本通过付出“明治天皇”十万子弟兵的生命，取得对“帝国生命线”-满蒙缓冲地区的权益，但是也从此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事的隐形火药桶。

“天下体系”的战争是：左宗棠应该为新疆而战，李鸿章应该为朝鲜宗主权而战。
“国家体系”的战争是：明治天皇应该为朝鲜而战，裕仁天皇应该为满蒙而战。

本国史学界有意忽略或混淆两种体系的不同战争逻辑，一方面用正当定义天下体系的战争，另一方面用不正当定义国家体系的战争，其实两种战争的逻辑与两种体系正好吻合，如果无法接受后者，理论上也不应该认可前者。

1928年8月4日，“全国反日总会”建议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革命外交案”，国际法专家周鲠生（1949年后，周被聘为新中国外交部顾问）出版《革命的外交》一书，阐述“革命外交”的要义：一是要打破现存国际规则、惯例、条约的约束（比如满蒙权益可以强行收回）；二是要利用民众的力量（比如让群众“自发”占领汉口的英租界）；三是不要绅士外交，而要的正是“流氓式外交”（北伐军对西方侨民的行为）。

既然革命外交已经成为国民党党代会的共识，就算日方存在“双方共同经营满蒙”的妥协办法，中方存在“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的权宜办法，也只能是非主流的论调。

满蒙的权益无法获得主流论调的支持，帝国的生命线就岌岌可危。关东军制造满洲国，是铤而走险、解决满蒙问题的唯一办法。之后国联调查团的调查结论，非常符合满蒙问题的实际，国联既不能说日本后来的行为是对的，也不能说国民政府之前的行为是对的。因此，国联在得罪国民政府与激怒日本人之后，结束了调查与调停工作。

满蒙此后仍然是“缓冲地区”，但是日本发现，之前与苏俄之间需要满蒙作为缓冲，现在满蒙（或者说满洲国）与国民政府之间，需要华北作为缓冲。

日本将华北视为满蒙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安全缓冲地区，缓冲地区在地理意义与政治意义上要实现的功能，就是要将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双方隔离。
世界上大部分缓冲地区最终都没能实现最初设想的功能，因为缓冲地区要实现安全缓冲功能的前提，是双方能够真正做到对缓冲地区“置之不理”，但是真实的情景往往是，冲突双方往往对缓冲地区“寄予厚望”，并对其采取不恰当的做法。

日本对满蒙权益（或利益）的重视程度，与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抵制程度成正比。在重视与抵制相互交织之下，体现在缓冲地区的政策取向，就是日本急欲看到缓冲地区在对日政策上，有别于南京国民政府，而缓冲地区在名义上与管辖上，仍然归属南京国民政府，这就是“华北自治运动”。

日本人坚持认为，如果无法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就只能改变华北。但是“改变华北”与“蚕食华北”的界限非常模糊，究竟如何确定临界点，以准确定义“改变”与“蚕食”，日本与国民政府都不清楚。

缓冲地区出现令所有人无所适从的模糊画面，南京方面要摆脱这种模糊画面的困扰，就只能将缓冲地区定义为“对日作战的前线”，而满蒙的日本军人要摆脱类似的困扰，就只能将缓冲地区定义为“冲突地区”。历史的路径往往取决于格局，华北缓冲地区的格局一旦确立，任何擦枪走火，最后都很难做到息事宁人。

即使卢沟桥第一枪打响之后，双方一再签订“到此为止”的停火协议，但是谁也无法阻止第二枪、第三枪……的打响，因为缓冲地区早已成为火药桶，苏联、日本、中共以及国民党，都有可能并随时准备，打响卢沟桥的第二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