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
相权方面，作者举例在变法时期特增的一个机构--三司条例司。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独断专行，青苗、免疫皆出于此，这是条例司所掌握的一种非常地相权，在实际运作中显露无疑，熙宁变法初期得到士大夫的广泛响应，但后来分化为蜀党、洛党。在变法之初，神宗给予他理想中的宰相（王安石）以最大限度的支持，他认同“与士大夫治天下”，相信能达到”相与尽具道以乂民（治民）”。故而这种信任使王安石取得了非常相权，并在运作中扩张了相权。“新法”之后，权力中心是随着王安石职位而移动的，缘于神宗对王安石的绝对支持，此时君权与相权也暂时合而为一，共同的变法的理想使神宗将君权纳处相权中，但随形势发展（大臣夺权），信任动摇，权力的计虑超过了理想的执着。此时“大权一去，不可复收还”。在这里，作者用魏泰《东轩笔录》中一例说明王安石扩张相权。
熙宁变法是君权与相权关系改变的划时代的时期。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在政治实践中具体化，君权配合相权是对士大夫集体的一种尊重（王安石变法是士大夫的一种共识），神宗以君权作为相权后援，即是“与士大夫治天下”。
但是对于这种非常相权，作者认为必须从正反两方面理解。
正面来讲说明士大夫治天下之权力得到皇帝承认，但士大夫与皇帝必须各尽其职，授予相权是皇帝的公共职责，相权也是王安石代表士大夫接受了新法的任务，君相关系认同达到如此高的高度是超越前代，并能付诸实践，这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变法）基础之上的。王安石的非常相权具有划时代的象征意义，也是治天下必须与士大夫共同合作的证明，这种权利不是君权私受。
反面这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君权与相权在共同理想的主导之下，在初期几乎有合一之势。在王安石第二次入相之时，为保证”新法“的贯彻，也不得不考虑权利的问题。在后期君相各自形成不同的权力集团。在神宗亲定元丰官制已经有了削减相权之意了，也是对相权拓展的一种自然反应。虽然说王安石扩张相全是为了变法，是为了”新法“，此意义是无”权相“之嫌疑，但是此举却造成了以后权相的出现（权相是宋代最突出的政治现象存在），存在于士大夫与皇帝同治天下的新现实之上。作者举三个例子说明王安石扩张相权是为后代权相打开了方便之门（秦桧，韩侂冑）。这其中宰相与台谏之间关系的转变是最显著的信号，而权相的势力宰制着士大夫的命运。从王安石的非常相权到南宋的权相，这一演变历程是宋代政治史研究方面容易忽视的一个方面。
熙宁变法使宋代君权与相权之间关系发生了基本变化，士大夫的政治文化也步入一个崭新阶段。熙宁五年谏官唐垌反戈相向，神宗用”朕用卿安与祖宗朝同“回应，是划时代的宣言，彰显另创新局面的决心，朱熹的历史世界也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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