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的时候，我女儿三岁，我们搬到了这栋宿舍楼里，我女儿称之为“老破房”的地方。
这栋肮脏破旧的前工厂宿舍，不知道有多少年份了，在南方夏天暴雨以及强烈阳光的共同努力下，早已煺去了原本的光鲜，每一堵墙都发出一种黯然的灰白色。破旧的门上红漆掉了许多，斑斑驳驳的露出木质的本色。楼道上方不时有悬挂的衣服摩过头顶，地面被雨水侵蚀，布满着坑坑洼洼，楼道里堆满着鞋子，凳子以及许多杂物。楼梯以及走廊的墙上，到处是小孩的涂鸦，破旧的墙上不协调的画着他们的梦想，怪兽，公主，城堡，彩虹，太阳，花朵。
“老破房”的后面就是山，站在后面小阳台上，能看到山上郁郁葱葱的树，每个晚上都有无数的虫鸣聒噪，到了早上五六点钟，无数早起的鸟儿便开始齐声鸣叫，迎接太阳的升起。
2016
五月燥热的一个星期天，太阳炽烤着一切暴露在它面前的东西。电风扇呼呼的不停转，却带不来一丝凉意。
小胖抱着几个毛绒玩具过来了。小兔，小熊，紫色的小娃娃，看到我，他腼腆的笑笑：“阿姨，我要上小学了，这些玩具不要了，送给妹妹玩吧。”
老公皱着眉头看着这些脏兮兮的小玩具：“不用了，你自己玩吧，妹妹有玩具。”
小胖尴尬的站在那里，不知道该拿走还是该放下。我赶快从他手里接过玩具：“谢谢你，妹妹肯定会很喜欢的。”
他又笑了，圆圆胖胖的脸上眼睛眯成一条缝，很开心的样子。
我看他热得满头大汗，叫他进来跟妹妹玩一会。等他坐下，我便把风扇转向他的方向。六岁的小男孩跟三岁的小女孩之间显然没有什么共同兴趣，我女儿继续玩她的玩具，小胖则从口袋里掏出个旧手机，坐在那里玩起了游戏。
玩了没多久，就听到他奶奶用我听不懂的家乡话叫他的名字。小胖赶紧冲到外面的楼道里回应，然后跟我说：“阿姨，我奶奶叫我，我先回去了。”
虽然老公嘟囔着不知道哪来的旧玩具，这么脏，我还是把所有的玩具都洗干净，晾了起来。
我没有问过他叫什么名字，住在这宿舍楼里的人都叫他小胖，我也跟着这么叫他。放假的时候，他经常拿着个旧手机，追在几个比他大的男孩屁股后面跑，在这个旧工业园里的每个角落去探险，捡那些小工厂丢掉的奇奇怪怪的废品玩。经常是玩不了多久，他奶奶就会用整栋楼都能听到的声音叫他回去。
这个旧工业园分成两部分，前面的空地以及一栋三层的楼房分租成许多个小工厂，后面的四层是宿舍，住着在这些小工厂以及附近工厂上班的人。
我从没见过他的爸爸妈妈，听说离婚了，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他爷爷在这个工业园里做门卫兼清洁工，奶奶帮一家小工厂煮饭，一家三口租住在二楼的一间宿舍里。
这附近有一间公立学校，还有一间私立学校。住在这个“老破房”的小孩，大部分是小工厂农民工的子女，公立学校是不用想了，很多小工厂连社保都不买，于是连公立学校最基本的入学资格都没有，就算有社保，还要各种证件，计生证明，租赁合同，社区证明，几乎没有人完全符合条件，能把这些全都办齐。
小胖要去上的小学，大约就是这间叫育英的私立学校。这里有几个大点的小孩都在育英读，虽说学校的口碑不怎么好，但住在这种地方的人，没有太高的要求，能让孩子跟在身边，读得上书，就已经很满足了。
暑假里我带女儿回了老家，9月份再见到小胖，他已经是穿着蓝色校服的小学生了，大大的书包上印着育英学校四个字，在工业园门口的路边排着队，等着坐校车，两个月不见，感觉他又胖些了。
2017
我正在煮晚饭，忽然响起咚咚咚的敲门声。
“阿姨，贝贝在家吗？”是玉萱的声音。
我走过去打开门，让她进来。
“贝贝跟爸爸出去买东西去了，很快就回来，你要不要在这等她一会？”
她进来坐在凳子上玩起了贝贝的玩具。玩了一会，她看到了桌子上的炸红薯丸子。
“阿姨，你今天煮什么饭啊，闻起来好香。”
我笑了，“我炸了红薯丸子，要不要尝尝？”
我拿了两个丸子递给她。她小心的接过去，然后又小声的说“谢谢阿姨。”
在吃了一个丸子后，她很认真的跟我说：“阿姨，你做的丸子真好吃！”
我开心的笑了。
大大的眼睛，有点黑又圆圆微胖的脸蛋，这个长相可爱的小女孩，更是长了一张比蜜糖还甜的嘴巴。虽然只比我女儿大了一岁多，却比我女儿心机多出百倍。她经常会夸我的衣服好看，东西做得好吃，每次我有什么事叫我女儿帮一下忙，她总是机灵的抢在我女儿前面，帮我把要做的事做好。总之各种你想得到想不到的，她都会说，也会做，反观我女儿，实诚过头，又毫无心机，经常被她哄得牵着鼻子走。这让我不得不感叹，有些聪明，有些品质也许真是天生的。
我们刚搬来的时候，玉萱是住在这宿舍楼的唯一的女孩，于是两个女孩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每天幼儿园放学，就粘在一起。虽然偶尔会争吵，但大部分时候，两个人都形影不离。
在这些孩子当中，玉萱是算是比较幸福的一个了。她们一家都住在这里，爸爸妈妈在附近工厂里上班，爷爷奶奶也在离这不远的一间废品回收站上班，爷爷做苦力打包装，奶奶煮饭搞卫生，基本上一个月要上三十天班，只有发工资的那天，才可以休息。这辛苦又时长超长的工作唯一的好处是没什么严格的制度，小孩放假的时候，奶奶可以带着玉萱上班。
今年秋天，玉萱也要上小学了。
开学后有次跟玉萱妈妈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学上得有多难。
四月份开始，玉萱的爸爸就开始一趟趟的往各个学校跑了。
他先是去育英学校，这个原本只要报名交钱，有户口的小孩都能读的学校，今年居然也要按公立学校的标准来招生了。
玉萱爸爸的工厂以前不买社保，为了女儿读书，他决定换个买社保的工作。他提出辞工后，老板不想失去一个熟手工人，终于不情不愿的帮他买了社保。
社保搞好后，又要计生证明。玉萱妈妈每天上班，没时间也没想到要去计生中心做定期的检查，于是又把所有的证件寄回家，托亲戚找关系给红包，才算是开出一张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的证明。
最后也是最难搞的一项，就是租赁合同。
不知道跟房东打了多少次电话，磨了多少嘴皮子，房东才终于答应帮他们办一张宿舍楼的租赁合同，不过不能白办，除了税要自己交外，还要收两千块钱。
为了女儿读书，玉萱爸爸咬咬牙，把租赁合同也给办了。毕竟读书要紧，只要孩子能在这里读书，家里几个人都上班，赚两千块钱也容易。
可到了报名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宿舍楼属于工业区，学校要求的租赁合同一定要住宅类的。
“你们这个租赁合同不行，孩子我们不能收。”
招生老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如一盆冷水，浇熄了他所有的希望。
他又跑去我们暂住地所属镇上的另一所私立小学咨询，学校答复说，今年也要按公立的流程来招生，但如果在这所小学附属的幼儿园读书，就不需要那些证件，可以直接升一年级。
又是白跑一趟。
这个瘦瘦的中年男人几近崩溃。急红了眼的他，几乎是挨个跟住在这栋宿舍楼里的人打听哪个小学可以招证件不齐全的孩子。
有天他到我家找玉萱时，又问起了我，“我也不知道啊，我家贝贝还得两年才上小学，我也没了解过。”他又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快点把你女儿送到私立小学附属的幼儿园吧，如今这学是越来越难上了。”
我笑笑，没说话。我女儿最初的一年读了育英小学附属的幼儿园，只因幼儿园承诺将来可以优先读他们的小学。一年下来，各种各样照顾不周的事时常发生，孩子每个月生两三次病，没生病的时候也每天哭闹着不愿去学校。
直到有一天，我听到别的家长说老师会体罚学生，我终于觉得忍够了，为了读一个不怎么样的小学，要让孩子受四年的罪，真的值得吗？考虑了很久，我还是换了幼儿园。
五月底的时候，就在全家人都觉得在这边上学无望，准备暑假里让奶奶带玉萱回老家的时候，事情出现了一丝转机。在玉萱爸爸的不懈努力打听下，终于听玉萱所在幼儿园的一个老师说，隔壁镇上一间私立小学招生还不需要那么多手续，有户口就可以上了。
暑假之前，终于在隔壁镇上的星旺小学报上了名，玉萱一家人全都松了口气。
虽然是隔壁镇，但我们住的地方也是两个镇的交界，所以也并没有特别远，坐校车大概四十分钟。麻烦的是校车不会开到我们这里来，最近的停车点也在两公里之外。
暑假里我看到玉萱的奶奶买了部电单车，五十多岁人了，又在学骑电单车。
有天早上我去上班，看到刚从外边买菜回来的她右半边脸肿着，结着黑黑的疤，手上跟腿上也有伤。
“阿姨，你这是怎么了？”
“学电单车摔的呗，我以前自行车都不太会骑，现在要接玉萱上下学，老了老了，还得学这东西。”
“到时你还得带孩子，电单车不太安全吧。”.
“有啥办法呢，校车停得太远，走路半个小时都不到。”
我看着她身上的伤，想到她要开着那个电单车载着孩子在门口那条经常走大货车的路上穿梭，忽然感到深深的恐惧。
2018
17年冬天一个星期天，阳光灿烂。我跟女儿去外面逛了半天超市，回来的时候，“老破房”楼梯口堆了很多东西，家具，衣服之类，还有一辆粉红色的滑板车。
“谁把我的滑板车拿到楼下来了？”女儿生气的问我。
我仔细看了看，“那好像不是你的滑板车吧。”
她也走过去看了看，不好意思的笑了。
这时有个中年男人牵着个小女孩从楼梯上下来，后面还跟着两个老人，他们正把楼梯口的东西一样样往楼上搬。
小女孩瘦瘦的，长着一张稍有点方形的脸，白皙的脸蛋上一双大眼睛水汪汪的，我才说了句：“好漂亮的小女孩。”女儿的嘴巴就嘟了起来，不高兴了。我只好接着又说：“我贝贝也很漂亮。”嘟起的嘴巴马上咧开，又眉开眼笑了。
小女孩名叫林果，跟我女儿同年，刚从隔壁镇上搬过来，又正好跟我们同住三楼，只隔了一个房间。
宿舍楼里女孩的队伍开始壮大，贝贝，玉萱，林果，还有一个附近小工厂老板的女儿紫涵，四个年龄差不多少的孩子，每天放学后开始成群结队的在楼道里疯跑，跳绳，做游戏，喧声震天，吵闹得整栋楼都不得安生。虽然我也时常提醒她们要小声点，但玩到兴头上时，她们又把这事忘到九霄云外了。好在这里住的都是些农民工，倒也对小孩特别宽容。
林果搬过来后，我就没见过她爸爸。每天都是爷爷奶奶上班的时候送去幼儿园，晚上下班又接回来。两个老人都穿着印有保洁公司字样的衣服，大约是在附近做清洁工吧。
婆婆从老家带了一包自己种的嫩玉米，我拿几个袋子装了一些，送给我女儿的这些小朋友们。拿给林果奶奶的时候，老人家显得很开心，又感觉很过意不去的样子，非要叫我坐一会，我于是就陪她聊了一会。
她跟我说了很多，说以前住在隔壁镇上租的房子比这里好得多，房间很新，有地板砖（老破房还是老旧的水泥地），还有人每天打扫楼道的卫生，因为是大间隔成小间的群租房，被清查了，不得不搬到这栋山边的“老破房”里。
我才知道林果的父母也离婚了，爸爸之前在这边上班，后来有个同乡叫他去外地一起做生意，搬过来安顿好她们，林爸爸就走了，现在只剩林果跟两个老人在一起。
冬天很快就过去了。春天的一个晚上，我跟女儿已经睡了，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了林果的哭声，只听到她边跟奶奶哭闹边说：“我要找爸爸，我不要跟着你了，我要去爸爸那里，呜呜呜……”
林果奶奶无奈的骂她：“你个没良心的小妮子，我俩这么大年纪，又要做工又要带你上学容易吗，你还这么不懂事，不好好读书，还要买啥电话手表？”
女儿也醒了。
“是林果在哭吗？她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不要像她那样。”
我以为她说不要像她那样哭闹。她接着又说了一句：“我不要像她那样不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我叹了口气，轻轻用胳膊把她揽在怀里。
“赶快睡吧，明天还要上学。”我轻声说。
闹了一阵，林果的哭声渐渐小了下来，奶奶也用一种安慰的语调，低声的说着什么。随着她们进屋轻轻的关门声，除了偶尔几声虫鸣，外面又陷入了夜的安静里。
很快就到了四月份了，又是小学报名的时间，林果虽跟我女儿同年，但她是上半年出生的，18年也要准备读小学了。
有天我问起林奶奶上学的事，她说准备去上玉萱上的那个小学，星旺学校，只有那个学校据说还按私立标准来招生，不需要办一堆的证件。虽然只是私立学校，还有诸多的不方便，但只要能去读，“怎样也比家里农村的学校强些。”林奶奶说。
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下班回来正准备煮饭，忽然听到林果奶奶在走廊跟玉萱爸爸说：“我们家的连星旺小学都读不了，这可咋办啊？”
我走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只见林奶奶愁眉苦脸的说：“星旺小学说今年报名的学生太多，也要按正规公立来招生，还说过两年所有的私立学校都要按公立标准招生，不符合条件的就回户籍地读。她爸爸去外地了，社保也停了，我们两个年纪大了也买不了社保，这下要到哪去读呢？”
玉萱爸爸一边让她不要急，一边说帮她去问问看附近还有什么私立小学。老人家一直不停的唠唠叨叨的说在这边好歹一年能挣几万块钱，除去生活跟林果读书，还能剩个两三万块，回去就一分钱都挣不到了，怎么生活，怎么养小孩呢？
闻声过来的几个人都劝慰她，说再想想别的办法，这时紫涵的妈妈从四楼下来了，看到我们围成一堆，她也好奇的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我跟她说是小孩上学的事，我想起她家紫涵今年也该上一年级了，就问她找好学校没。
“我早就去镇上的剑桥国际学校报名了，今年读书的小孩特别多，要上小学可得抓紧了。”说完，她就下楼去了。
剑桥国际学校是这个小镇上有名的贵族学校，每个学期光学费就得两万，住在这里的很多人，估计一年的收入都不够这个学费，去那儿读书，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奢侈了。
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了。这几年很多新闻都在报道留守儿童的种种遭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宁愿苦点也想把孩子带在身边，可学校却还是那两三个，带在身边的孩子要去哪里上学呢？林奶奶还在不停喃喃的说，又不是要上公立，咋连私立学校都不收了呢，小娃子上个学咋就这么难了呢？
过两天我再见到林奶奶的时候，她看起来有点憔悴。我问她学校找到了吗？
“哪里找得到，算了，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吧。”她无奈的摇摇头。
五月底的一个星期天，我带女儿出去玩了一天，回来时看到我们那层的垃圾筒里丢满了旧衣服，旧被子，一些旧玩具，还有那辆破旧的粉色滑板车。林果一家住的那个房间门没上锁，屋子里已经空了。
林果走了。
女儿问我：“她们不再住老破房，搬到漂亮房子里去了吗？”
“可能吧。”
“我也想搬到漂亮房子里。”
“……”
2019
很快，我女儿也要读小学了。
我尽量遵守着规定把能办的证件都办齐了，却仍然诚惶诚恐着，不知道这些证件到底合不合规，不知道明年的招生条件又会有什么变化。
有时睡不着，想到女儿就责怪自己，为什么把她生在一个小孩出生最多的年份了呢？
有时再想想，又好像生在哪时候都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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