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有一件事情，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在我看来，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事应该是余秋雨刚上任不久时的一件事情吧，那时候有一位老教师，因为没有评上副教授，闹得满院皆知。余秋雨得知后，了解了这位老教师的资历，得知他是从美国耶鲁大学戏剧系留学回来的，而且据说回国时与钱学森先生坐的还是同一艘轮船。
知道这位老教师的资历后，余秋雨也感觉好像是太怠慢这位教师了。然后他亲自翻查了那位教师的专业档案，才发现，这位教师几十年来，既没有上过课，也没有写过书，更没有排过戏，唯独只留下一些凌乱的英文笔记，装订成册。
这位老教师，他仗着自己的学历及与钱学森同船回国的背景，几十年里不断地给中央写信，控诉自己在职称上遇到的不公正待遇，而且这信专门写给最大的领导。而领导们回的那些批复，能让人吓一跳，基本上都是国家主席办公室下来的批复。
余秋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后，他不禁对自己的历届前任心生敬佩，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副教授”职称吗？且不说这位教师的资历如何，就光看到那么多最高领导办公室的批复，也够他们承受的了，但他们却分毫没有退让，可见他们对教师资职的坚守。
余秋雨自认为相比于自己的历届前任，自己更有“危机处理”的能力，所以，他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在他手上做一个了结才行。
事情只要理清就不难办，评审职称靠的是“业务成绩”，而那位老教师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业务成绩”就只有那一册英文笔记。那册英文笔记，余秋雨虽然翻阅过，但他认为以他一个院长的分量还不足于对峙耶鲁的学历，所以，他决定请公认的英语权威人士对这册笔记作一个明确鉴定。
余秋雨想到的权威人士，就是陆谷孙先生，他是复旦大学的教师，是余秋雨早些年认识的朋友，也是双语词典编纂家，《英汉大词典》、《中华汉英大词典》就是由他主编的，同时他还是莎士比亚学者，绝对算得上是国内的权威了。
余秋雨给陆谷孙打去电话，也没有说明具体情况，只是说请他参加一次特殊的评审。因为两人的交情，陆谷孙立刻答应了余秋雨的邀请。于是，余秋雨立即吩咐教务处临时组建了一个由陆谷孙先生带头的专项评审组，另外还有两位从其他大学找来的懂戏剧的英语教授。
评审工作开始后，工作人员把那册笔记交到陆谷孙先生手上，陆谷孙郑重打开笔记。但是，只看了几行，他便抬头看了看学院的教务长，也许他心里在想，是不是教务长拿错东西了？看过教务长后，应该是确认东西没错吧，所以他又开始翻看手上的笔记，只看了一会儿又翻，后面越翻越快，最后合拢。
笔记合拢后，他对着教务长给出了他的评价，说这堆材料只能算作零，并问教务长要中文材料，他一边说一边把那笔记递给了另外两位教授。
当教务长告诉陆谷孙没有中文材料时，陆谷孙是彻底蒙了，他看向余秋雨。余秋雨这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陆谷孙简单介绍了一下。
这时另外两位教授也把那册英语笔记看完了，他们看后的感受是，“不要说观点，连完整的句子都很少”，“想找一段短文都找不出来”，“是不是精神有点问题？”
最后，余秋雨请这几位教授作了明确而又简短的学术鉴定，并一起签了字。
拿到几位教授的学术鉴定后，余秋雨让教务长把这份鉴定拿去给那位老教师看，并让教务长告知那位先生这几位鉴定者的单位和身份，最后还嘱咐教务长带一本陆谷孙先生编纂的英汉词典给他。
至此，这历经几十年的职称评审事件才终于宣告结束，那位教师后来再也没有向中央写控诉信了。
看完这个故事，我不禁感叹，这世间事还真是无奇不有啊，也许真如那两位教授说的，这位教师可能精神有问题，不然为什么几十年下来，他不去授课，也不去写书，更不去排戏呢？
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却想依靠某种背景，混上职称，混不上，还觉得不公，好像整个学院都欠他一个公道似的，上访上到最高领导办公室，或许也只有存在某种精神问题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吧？
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己没有真本身，再耀眼的光环又有什么用呢？如果是正常人，怎么可能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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