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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从包里神秘的抽出一包芒果干,兴奋的在我头前扬了扬。我围绕着父亲奔奔跳跳,一把抓过芒果干,包装袋都顾不得撕,慌忙塞进嘴里,大肆嚼咬起来。
那一年,我八岁,父亲第一次离开家,去N城挖矿,半年后回来,给我带的就是那种用蓝白相间的包装袋,引诱的我口水直流的芒果干。彼时,村里的人大多都将自己的一辈子撂在了庄稼地上,春耕秋收,一天天,在田间地头与家里灶台之间往复。后来,村里渐渐有人开始在N城挖矿,每到年关,他们开始大包小包的扛着东西回家,大摇大摆的穿过屋前的小路,黑黢黢的脸上涂满夸张的笑容。
过了一年,村里头开始有“哔哔”叫的摩托车在田野里飞快的奔驰,一副蛮横骄傲的架势,引得村里人都挪到了晒谷场上,蠢蠢欲动的年轻人,一脸艳羡的引颈赞叹。父亲在那一年开春,开始坐不住了,收拾了几件衣衫,挎着个老旧的帆布袋,便被村里的大伯、叔叔们撺掇着去了N城。
村里人在N城打工,大多是靠挖煤、挖矿为生。习惯了在田里头使一把蛮力的男人们。下矿井、住工棚,虽是艰苦了些,但却比家里种地强得多了。每天从阴沉黯淡的矿井回来,摸摸一把数得发皱的钞票,心里倒踏实了很多。
父亲在那一年过年回家的时候,给家里人都添置了几套新衣衫,嘴角笑的合不拢嘴。一年下来的父亲,皮肤被晒得黑黝黝一片,眼睛凹陷,嘴唇脱皮脱的厉害。家里开始隐隐有些担忧。在第二年开春后的不久,一个噩耗传遍了村里,坳下的大伯,下矿井,遇到塌方事故,死了。顿时,村里开始被一股浓重的阴霾笼罩。遇难大伯家里整天哭天喊地,仿佛整个家都也随之塌陷了一般。村里的其他人也开始奔走相告,焦急的跑到圩上,给家里人去电话。
父亲在几天后,被奶奶催促着回来了。回来的父亲,后来便没有去过N城挖煤。但在九岁那年却成了我和父母们不断告别与离开的开端。
在N城打工的日子像是给我和父亲提前的一个漫长告别的信号。此后的日子,父亲和母亲开始在南方的几座城市漂泊,而我却在这些城市的出发地,漫长的盼着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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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母亲在F城打工的时候,彼时,我寄居在外婆家,常常是两三年都难得见上一两面。那时,通讯落后,通个电话,需要辗转通报及等待。村里头的代销店有一部电话,父亲常常在一天前提前打电话到代销店,通知我们什么时候来等电话,那时候,打电话与等电话都是一场漫长而焦虑的等待。
父母亲常常趁着吃饭的间隙给我们打电话,每一次都像是一场战争似的,憋好一肚子的话,就被匆匆的几句问候和母亲无微不至的交代打断了,然后便是匆匆挂线的“嘟嘟”声。那时候,如果能够跟远方的父母一场漫长的通话,绝对是一件再奢侈不过的事了。
那时,打电话昂贵,母亲便开始在下班后,给我们写信。下班后,母亲拖着疲累的身躯,似乎还有无数说不完的话似的,每次我们收到信,都是厚厚的几张信纸,字迹歪歪扭扭。时常是搁笔后,又似乎想到了什么,又在后面添上几句担忧。
收到母亲的信后,我常常一个人躲在外公的书桌边默默的抽泣。昏黄的灯火,照得字迹似乎都在摇曳。那些折叠的泛黄的信纸,被我一次次的藏在书底,看书看累的时候,便偷偷抽出来,在黑暗的夜里,微微的哭泣,等到外公回来睡觉的时候,又急忙忙的把信纸塞到桌底,轻轻的压着,揩干脸颊的泪水,暗红色的灯影,开始变得迷离而模糊。
记得,那时开始学习写信,我把给父母写的一封信写在了本子上。后来,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在公众下读那份信,就像是一场赤裸裸的曝光,对父母的思念被老师字正腔圆的声音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揭开。座位上的我,掩着书,早已经泣不成声,讲台上的老师开始停顿,喉结开始哽咽。
在那个周末,我央求着外公去圩上,我们在路边的那间破败的邮局,寄出了给母亲写的那封信。后来,母亲说,她一直未收到那封信,那封被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信,远涉关山万里,竟不知落向了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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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年末,奶奶都要张罗着一大堆的东西,等着父母们过年回来吃。那时候,父母从遥远的广东回来,常常都要隔个两三年才回来。每次奶奶兴匆匆准备了大半年的腊货,最终都会给邻居家、或是姑姑家们送去一点,也当是了却这半年以来远方的期盼与思念。
那些年,父母亲回家过年,回来得迟,常常都在腊月二七、二八。每次风尘仆仆的下车归来,兴奋的我和姐姐便开始大包、小包的翻找,新年里漂亮的新衣裳,香甜黏糯的糖果,还有酥脆飘香的饼干。母亲便也迫不及待的给我们穿上衣服,仔细的打量一番,然后展颜笑眯眯的说,“哎呀,又长高了,明年又要买长一点的衣服了。”
腊月里的太阳暖哄哄的,忙碌了一整年的父母,开始搬些凳子,坐在院子里,跟我们谈谈他们在广东发生的事。我们偷偷溜进屋里,揣着几盒饼干,一边耐心的听着父母谈论外面的世界,一边又经不住手里饼干的诱惑……我们就这样坐在冬日暖煦的阳光里,忽然感觉时间开始慢了下来。
院子里的风轻轻得吹着架子上的腊货,香味缓缓飘来,阳光懒懒的漫过墙角,睡在墙角的老狗,蜷着腿,眯缝着眼,耷拉着头。父亲、母亲一言一语的说着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事儿。仿佛所有漫长的离别和等待,瞬间缩短了时间,短的像被墙角切割的暖阳,细细碎碎,慢的像吹过树梢的风,稀稀落落,不停地来回打着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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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送父母亲离开去广东,仍是那年开春的一个落雨天,开春后的雨,下的绵长细密,飘飘洒洒的蒙着一层薄薄的雾。那时父亲肩头挎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大袋子,鼓鼓的挡住了父亲的整个身体,另一只手提着一蛇皮袋的腊货,奶奶在父母亲出发前几天,就开始秘密的准备着。母亲背着个帆布包,蹒跚的跟在父亲边上,一手吃力的给父亲举着伞。
我跟在后头,缩着身体,眼前开始被一层浓浓的雾遮住,母亲追着父亲渐渐远去,在公交车上不停的回望着伫立在远处的我们。
再后来,我与父亲之间的等待与离别开始换了个方向。父亲开始送着我告别和离开。
2009年的那个秋季,我第一次出门远行,临行前,父亲给我买了几件新衣裳,一个大皮箱。母亲一直在唠叨着,叮嘱这,叮嘱那。那时我觉得自己像只快乐的小马驹。九月的广州火车站,闷热让空气浑浊起来,气味如游丝般漂浮过如织的旅客。候车广场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群在攒动。像一阵阵苍蝇在吸食一块巨大的腐肉,乱哄哄的在不停的蠕动。火车自东向西,黑夜与白天转折,醒来的时候,火车刚经过株洲。车窗外,天色微蒙的雾气,在窗户上像墨渍般印染开来。模糊的可以瞧见些梯田,陋屋。
这是父亲第一次送我离开时的样子。
那一年,我十八岁,跟父母亲这场漫长的离别与等待,整整持续了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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