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0年，忽必烈将大蒙古国更名为“大元”，改元中统。建议来自一名叫作刘秉忠的汉人官员，按他的意思，大元之名取自《易经》中的“大哉乾元”，这样的名称会更加中国化，更利于中国文人们接受。

随即，已成为元世祖的忽必烈下诏颁行“纸币”。一纸诏令，宣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使用纸币国家的诞生，元朝的纸币名为宝钞，这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发行纸币，在它之前的宋辽金等政权都曾经做过尝试，但无一不以失败告终。元朝能摆脱这样的宿命吗？

宋代商业的繁盛，促生了纸币，但缺乏有效金融管制的纸币从生下来便先天不足。

纸币最早出现在唐朝，名为“飞钱”，但因为使用面窄，没有形成规模，且不去说它。真正令人关注的第一代纸币是“交子”，它出现在北宋时的益州，现在的四川。中国是一个缺少贵金属的国家，以铜为钱。到了第二帝国的唐宋时期，随着经济规模的逐渐庞大，贵金属缺乏的问题日益严重。政府多次颁布禁止民间使用铜器的法令，但收效甚微。

为了解决铜钱荒，铸造铁钱就成了折中的办法。最早提出铸造铁钱的，是南唐那位以声色避祸而著名的韩熙载。宋代开国之后，依然缺铜，铁钱被沿用下来。尤其是极度缺铜的四川，铁钱成了主要货币。

铁钱的通行，暂时缓解了钱荒，却又带来新的问题。铁钱过于沉重，对贸易造成阻碍。在公元1000年前后，四川民间出现了一种类似唐代飞钱的纸质“货币”——交子。当时的四川，贸易规模渐大，蜀锦、竹纸、印刷皆甲于天下，而且蜀道之难，也使得铁钱的使用极为不便。《宋朝事实》载：“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而当时一匹布的价格要两万铁钱，约重五百斤。所以，在益州产生交子成为一种必然。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确知交子的具体起源，但根据记载，最初应该是由民间商人联合发起。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后，商人们推举益州十六家富户共同作保发行，并对交子的样式进行了统一，防伪技术也有了提高。当时的办法是每三年为一界，到期就进行更换，每一贯在兑换时，会收取三十文作为手续工本费。当时的交子还只是进行商品大宗交易时的辅助手段，并非普通百姓日常所需。

之后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在一个没有现代金融概念，也没有任何监督的社会里，结局基本都是注定的。十六家交子户因此大发利是，却缺少货币发行的准备金概念。随之而来即是挥霍挪用，再随之而来的是挤兑。于是讼于官府，官府遂将之收为官有官营。宋仁宗天圣元年，也就是公元1023年，帝国朝廷在四川设立益州交子务，民间联合商户就此散伙。

从准备金、数额限制到无限滥发，宋朝交子的毁灭之路。

官办交子务成立后，帝国朝廷对其发行、流通、兑换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当时颁行的“钞法”规定，每界的发行额为1256340缗，本钱为36万缗，准备金率大约为30%。这使得交子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以铜钱为本位的纸货币，可称为划时代的创举。

但是，对于一个权力无边无际毫无制约的帝国朝廷来说，自己的意志即是国家意志，法令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当第一界官交子发行后，帝国朝廷惊喜地发现，这是缓解帝国财政的“灵丹妙药”。

之后的交子发行逐渐成为了帝国的狂欢，仅仅在第二界交子发行之时，印行的交子数额就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额，再往后，发行数量越来越高，甚至“只是虚行印刷”不备本金了。到了史上著名的道君皇帝徽宗时，大量滥发已经使交子一文不值。

大观三年，也就是公元1109年，跟草纸一般的交子改弦更张，改为钱引。重新按旧法印行，恢复限额与准备金，币值再次稳定下来。

很快，战争降临了。退居东南一隅的宋帝国，陷入战争的泥淖无法自拔，铜的产量也只有一年十万贯，无法满足需求，帝国连铁钱的铸造成本都无法承受，只能通过不断地增加纸币的发行量将其转嫁到百姓身上。

南宋朝廷的覆亡之前，吏治一片腐朽，贪腐盛行，导致财政危机加剧，只能变本加厉地通过发行纸币来舒缓一时的困难。

至宁宗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发行“东南会子”每界发行3000万贯。其后第11界发行3632万贯。第15界发行11698万贯。帝国还规定不准用金银铜钱兑换东南会子，旧会子两贯兑换新会子一贯。这种纯粹的掠夺行为导致币值狂跌，物价飞涨。与此同时，钱引也一路狂跌，至公元1252年，钱引一贯仅值铁钱150文。再往后，米价每石竟然需要5000引，此时宋帝国的经济已彻底崩溃。

金国强制使用纸币，超越经济规律引发灾难。

金贞元二年（公元1154年），金国海陵王迁都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并听从宋国降臣蔡松年的建议发行纸币交钞，以缓解帝国的危机。但是，从金帝国发行第一种交钞起，浑身就透着高度强制的气息。

贞元二年发行的交钞规定以七年为界，但到了金章宗即位，公元1189年，七年之界即被取消。在当时的条件，对纸币的发行进行期限限制，无疑是对纸币发行量控制的重要方法之一，而金帝国取消七年之期，等同于放弃了对旧币的回收，市场上纸币的总量自然随之增大。更可怕的是，金帝国的钞法并未规定发行额的上限，到后期，纸币的发行量远远超出了社会经济需求的总量。

通胀毫无悬念地开始了。在金帝国最后的二十年中，军费庞大，纸币的发行，就成了政府应付财政困境的唯一手段。当一种纸币失去了信用，朝廷所做的就只是更换个名字继续发行。读到这里，读者可能有点似曾相识，金国的手段与宋朝一模一样，换个名头继续印“纸”。

纸币的贬值，让百姓不得不加紧收藏铜钱，这更使得交钞进一步贬值。而此时政府的措施却是全面禁止铜钱。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开始，帝国政府“罢铜钱”，交钞彻底成了“无本之钞”。此时，支撑交钞流通的，不再是代表金属货币的属性，而是政府公权的强制力。这之后，交钞一再改名发行，增大纸币的面值。从面额10贯，到100贯、200贯，甚至1000贯，结果每贯交钞值不到一文钱。到了金末，交钞价值已经跌到“万贯唯易一饼”的境地。终于，商人为了抵制分文不值的交钞，接二连三地罢市。到了这时，金朝离灭亡只剩下短短的几年了。

元朝宝钞从发行之初的有序，到最终崩溃，仍然逃不脱权力的自私与虚妄导致的死局。

回到本文开头，在如此多的失败例子之后，元帝国开始了他们的尝试。而这次更彻底，将纸币定成唯一的法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实属首创，也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最具现代意义的纸币，但却是个早产儿。其成败细节，至今值得品味。

从一开始，元帝国就对纸币的发行制定了比较稳妥谨慎的政策，这显然是汲取了宋金钞法失败教训。中统二年七月，忽必烈推出中统元宝钞，以方便流通。宝钞面值从十文开始到两贯，规定金银交易以宝钞代行，并且建立准备金制度，以丝料为本色，“立燕京平准库，以平物价而利钞法”。这标志着元朝纸币制度的基本确立。

在中统钞发行之后的二十余年中，它的币值基本保持了稳定。帝国政府还在户部之下专设机构，对纸币的印造、发行、回收进行专门管理。与此同时，帝国政府还颁布出台了若干纸钞管理条例，并作为国家的正规法令实施。从某个角度来看，元帝国对纸币的管理，大制度政策上都是非常完备与成熟的。

但是，千年魔咒之下，局部的变革无法抵挡极权体制的碾压。

到了元帝国中后期，所有专制体制的通病都开始爆发，腐败挥霍遍地灾祸横行，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财政开支，税收也随之急剧增加。到元中后期，税额已经比元初增加了20余倍。这使得帝国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盛。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军费开支也越涨越高。而贵族官员人数的增加，也让帝国的财政雪上加霜。此时的帝国政府只能通过加大纸币的发行，来解决燃眉之急。

这是一个死循环。加大纸币的发行量，必然带来恶性的通货膨胀，货币不值钱，民众的不满会更大，为了维持统治，支出加大更会加剧财政的困窘。由于货币贬值，帝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公务员”及军队的工资，如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用至元钞按中统钞原俸发官俸，即增5倍，全年支出5亿贯，仅此一次，就超出当年收入的一倍。

本来元朝统治者可以进行经济紧缩，削减政府开支，鼓励民间恢复生产，重建纸币的信用。但权力的自负自私与虚妄，不允许正常手段存在，元帝国开始饮鸩止渴。他们一面动用纸币的准备金“救急”，一面不断加大纸币的发行量。这种试图将财政危机转嫁给民众的做法，反过来把自己推入绝地。

元帝国纸币的最后一击，恰恰应验了刘秉忠当初谶语似的话：“若用钱，四海且将不靖。”通胀加剧，纸币信用扫地，民众转而选择金银，政府数度禁止又数度开禁。到了元顺帝至正十年，钞价暴跌，政府为使交钞与铜钱子母相权, 在发行新的“至正中统交钞”的同时, 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钱钞并用的结果，自然是民众放弃纸币的使用，而改用铜钱，这无疑更加剧了纸币的贬值。改钞法实行不久，物价上涨10倍，京师用钞10锭还换不到1斗粟，百姓视钞如同废纸。元朝政府的财政彻底崩溃。

此时，元帝国难以为继，唯灭亡一途。留下一首民谣为之祭奠：“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纵观宋金元三代的纸币兴衰，我们不禁感叹，这三个帝国最终都陷入相同的灾难之中，这灾难都源自统治者无边的权力与私心。当权力与私心超越了经济与法律，且没有任何制约时，再精巧的制度律法也抵挡不住专制权力的碾压，任何创新都不堪一击。

明朝宝钞：逃不脱循环怪圈

在金帝国灭亡之后一百多年，另一种“无本之钞”又一次借强制诞生了，这就是大明宝钞。

黄仁宇先生是这样描述大明宝钞的：“这一生财之道既经开辟，政府就不再愿意继续铸钱，以免和法币发生竞争。……这种情形造成了通货紧缩，致使商业萧条，失业者不断增加。面对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政府不得不承认失败。于是无需鼓铸的碎银乃不可遏止地成为公私交易中通用的货币。”

宝钞的毁灭与“前辈”如出一辙。洪武十三年（1380年）立倒钞法，允许以旧钞向国家换新钞，但要缴纳工本费。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绝无近现代的准备金意识，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到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

不过明朝废钞并非单纯因为滥发，还有历史原因，大航路打通后，美洲、日本白银进入，解决了中国金属货币匮乏之问题，纸币制度亦再无存在必要。

战争与权力溃败下的民国通胀:一种让物价上涨500万倍的货币

说到民国法币的诞生，不能不提到美国1934年出台的《白银收购法案》。

当时的中国，依然采用传统的金属货币银元，正是这种古老的货币形式，使当日的中国逃过了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所有金本位国家的经济大恐慌。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实施之后，国际银价立刻飙升3倍到4倍，这对于直接使用白银作为货币的中国来说，等于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升值。其带来的效果就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感觉中国商品价格奇高，而中国民众顿觉洋货廉价。

此时，中国唯一能出口的商品，就只剩下白银一项。白银的大量外流，造成银根紧缩，企业无法周转，经济陷入恐慌。中国政府的对策就是实行币制改革，放弃银本位，于1935年11月3日下令颁行纸币，这就是“法币”。中国历史上第一种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纸币。

法币先天不足，又遭遇八年抗战，战时经济崩溃，货币巨额贬值无法避免。

法币采取与外汇定汇率制，最先绑定的是英镑。1936年6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法币改为与美元挂钩，1元法币兑换0.2975美元。中国政府将存入英国银库的准备金取出，折加为1.2亿美元存入了美国纽约的银行之中。币制改革之后，民国财政状况得到了缓解，经济开始恢复。但命运与民国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一年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了。

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马上就被庞大的军费拖进了赤字财政的泥潭，国民政府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只有通过银行垫付，其实也就是增加法币的发行量。

抗战的初期，政府对恶性通胀尚有戒心，在孔祥熙的主导下，试图通过出售公债、税收征实及消费品专卖来抑制，甚至还出台了“节制消费”的办法。但在战争魔兽的摧残之下，所有手段都已失效。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胀已经失控，国民政府虽然曾通过出售黄金回收了800亿元法币，但杯水车薪，还拉高了黄金价格，加速了通胀。整个抗战期间，法币发行总额达5569亿元，比抗战前增长了约396倍。

抗战胜利之后，本来正是战后重建，并以此带动经济恢复的时机，但国民政府却昏招迭出。1945年9月，国府宣布，法币与沦陷区汪伪发行的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并且规定沦陷区人民每人只能兑换5万法币。这种带有惩罚性的措施，完全违背了经济规律，造成大量法币游资蜂拥至上海抢购，结果造成物价飞涨。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提到，当时他们在沦陷区使用法币如何痛快，还“懊悔”没有利用军机往返大后方的机会，用不值钱的法币购买黄金谋利。

这一政策不啻为明目张胆的掠夺。1946年3月，国民政府将法币与美元的汇价强制锁定为2020∶1，使法币价值被高估60%以上，造成进口暴增出口暴减，国际收支迅速恶化。待官方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改为浮动汇率以后，法币的突然贬值引致物价大幅波动。

更要命的是，抗战结束不久，规模不亚于抗战的内战爆发了。而且本来支持国府的美国，于1946年8月断绝对国府军事援助，国府财政雪上加霜，只能再次通过印发货币来负担已经崩溃的财政。至1948年8月21日，法币崩溃。从抗战开始至法币崩溃，法币发行量增长了47万倍，同一时期上海的物价上涨了492.7万倍。

法币的生平，与前文所讲的交子、交钞、宝钞等中国古代纸币的命运毫无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讲，无论哪个时代，纸币都必须符合经济规律。

金圆券的尾声，换币种几乎等同于抢劫，但行将崩溃的国府别无选择。

法币贬值成纸让国民政府陷入了恐慌之中，唯一可以效法的，就是与古代那些帝国一样，通过发行新的货币来解困。于是，金圆券问世了。

金圆券在问世之初就规定与黄金直接挂钩，一元等于纯金0.22217公分，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并且同时规定，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及外汇，限期收兑，逾期一律没收；全国各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水平冻结。

之后的故事，就是蒋经国在上海上演的打老虎戏码。小蒋挟尚方宝剑坐镇上海，勒令各资本家一一申报财产，上交金银外汇。而此时的国民政府也许是终于意识到商业供给对通胀的作用，在1948年9月9日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同时小蒋还在上海规定，即使商店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

小蒋的雷霆铁腕为其换得了“打虎英雄”的称号，也出现了40多天短暂的“奇迹”。但是不久以后，因对美国援助贷款的虚幻等待（价值4亿的援华贷款直到1950年才交付完成），而此时的金圆券发行速度，却在幻想中不断地加快，通胀很快再次出现。

这种使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市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市场的惩罚。首先是黑市横行，然后是“扬子案”里小蒋在孔令侃面前吃瘪，小蒋顿时从打虎英雄变为拍苍蝇英雄，黯然离职。于是上海大米买一粒米就要金圆券130余元。一麻袋金圆券换不来一布袋面粉；在兰州“上午一元银币折合金圆券800万元，下午即改为2400万元，半日之间一跃三倍”。此时的币制改革已经失败，大势已去。

在今天，我们以经济学的角度审视就会知道，决定通胀的，除了发行量的多少，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商品供给的多寡。可惜，以当日中国所处的战争环境，以及生产能力，这恐怕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可叹当日民国，无法像今日一样启动房地产市场，将民众手里的钱一扫而光，从而解决通胀。

弗里德曼曾对民国法币作过这样的评论：“即使没有美国的《白银收购法案》，抗日战争和内战也会导致通货膨胀政策。中国迟早会脱离银本位制，而改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很可能在没有《白银收购法案》的情况下，所有的这些副作用会推迟一个相当时期。当然谁也不能预测它的最后结果。但《白银收购法案》是促成蒋介石政权覆灭的一个重要因素，却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