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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扩张史，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励志创业史。其跨度之大、时间之长，中国史上罕见，一点不亚于嬴秦的东向扩张史。其中过程过于复杂，如要说清楚，估计能整理一厚本书。本文姑且就按西周时期尝试梳理一下。
1.楚人起源
楚国是楚人建立的，虽然关于楚人的族源，学术界以前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但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记载，学术界经过长期的研究，目前已经得到了基本的解决，即楚人的族源来自于中原华夏集团的祝融部落的一支。但是关于楚人是何时形成的？其活动地域在哪里？又何以以“楚”命名？“荆”“楚”之间是什么关系等问题，学术界是争议不断。最近，清华简《楚居》的公布，无疑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下面我们就楚人的形成过程及其活动地域进行分析。
楚人芈姓，源于“陆终六子”中的季连。记载见于《史记楚世家》。
《史记楚世家》：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尝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尝命曰祝融。共工氏作孔，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诉剖而产焉。其长一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除了“陆终六子”外，在《国语·郑语》里还有“祝融八姓”的记载：
《国语·郑语》：祝融也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酸夷、秦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先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坛姓邻、邹、路、倡阳，曹姓郎、宮，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芈姓瘦、越，不足命也。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可见楚人是承认“陆终六子”和“祝融八姓”中的昆吾的。又《郝公幼钟》铭曰：“陆终之孙郝公幼作厥和钟”。郝公为安之子，而安为陆终第五子，故郝公为陆终之孙。
可见，从祝融部落分化出来的第六子季连，是楚人的直系先祖，即嫡祖。最近发布的清华简《楚居》主要记载的是楚先公先王的世系和居址，其第一位记述的先公就是季连，也证实了传世文献记载的可靠。最近发布的清华简《楚居》主要记载的是楚先公先王的世系和居址，其第一位记述的先公就是季连，也证实了传世文献记载的可靠。
《楚居》：季连初降於魏山，抵于穴穷。前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训水，见盘庚之子，处于方山，女曰妣准，秉兹率相，詈由四方。季连闻其有聘，从，及之泮，爰生呈伯、远仲。敏賞羊，先处于京宗。
2.楚国先祖兴起之地
关于楚国先祖季连族群的活动地域，在西周末期周史伯所言时，芈姓应早已居于江汉地区。从学术界对“陆终六子”与“祝融八姓”的地望研究来看，多数认为祝融八姓的早期分布，北起黄河中游，南至湖北北部，可以说是环处中原；从氏族社会后期至夏代末年，祝融各族所居基本未出黄河中游地区。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郑，祝融之虚也。”《竹书纪年》记载：“夏道将兴，草木畅茂，青龙止于郊，祝融之神降于崇山。”《国语·郑语》也记载，“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可见祝融部落与夏联系紧密，并可能依附于夏族。季连部族作为其中的一员，当也依附于夏族，活动在今新郑一带。
从清华简整理的《楚居》来看，季连部族先后活动于騩山、穴穷、乔山、汌水、方山和京宗等地域。关于騩山，整理者认为《山海经》中有楚先世居騩山之说。《西山经》记载，三危山“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其上多玉而无石。神耆童居之。”郭璞注：“耆童，老童，颛顼之子。”颛顼是传说中三皇五帝中“五帝”之一，黄帝的亲孙子。但是，季连降于騩山，应当与其为祝融之子的传说有关。所以，李学勤认为騩山应是《山海经·中山经》内《中次三经》的騩山，也即《中次七经》的大騩之山，就是今河南新郑、密县—带的具茨山。
3.“楚”的来源
季连之后，据《史记楚世家》载：“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圣卒。其子曰熊丽。“熊丽他娘生他时难产，婴儿从胁而出，致其母死，巫医将其母裂开的胁部用楚条缠合起来，从此其族称为楚人。由此可知，楚人之得名，是缘于一次偶然的难产事故。熊丽继位之后为纪念其母，将为其母包裹尸体的楚条名称作为其族的名字一一“楚”。因此，楚之得名，缘于熊丽。
楚自熊丽得名。从熊丽之始，芈姓季连部族正式得名为“楚”，其族之人称为楚人。不仅如此，楚人开始有了固定的活动地域，而世系也以“熊”氏传承，初步具有国家的形态。因此，楚国后人才将熊丽作为先王之首来进行祭祀，也是为了记其始功。
4.受封丹阳
至于楚国被周天子封地时，已经到了熊绎这一代。受封楚国并不是因为熊绎本人做了多大贡献，而是由于其先祖勤劳事奉周文、武二王，受到了荫庇，所以才被封。《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可见，楚国并没有在周武王大封天下时受封，而是在周成王即位以后受封，原因是楚国没有参加武王伐纣的灭国战，又不是诸姬，所以楚国只被封了“子”爵。
对了，楚国初立时，穷得叮当响。熊绎想祭祀祖先告诉这个高兴事，结果连像样的祭品也没，只能连夜去旁边的鄀国偷了一头牛连夜把祭祀搞完。哈哈……
丹阳，经很多学者考据，多数认为是目前的襄阳市南漳武安镇。楚国初期的疆域应在今蛮河流域上游地区。
5.西周中期楚国的势力范围
熊绎受封，楚国建立，确定了周楚之间的政治关系。几代楚君勤于王事，定期朝见，贡献方物。《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楚右尹子革与楚灵王之间的对话，楚灵王说：“普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除此之外，周原甲骨亦可证楚君之勤劳王事，其中有“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哉”与“楚伯乞今秋来即王其则”，可见周楚初期关系和睦。
然而到了西周中期，随着楚国的发展，周楚的势力范围逐渐互相重叠，周楚关系己不向初期那样密切和睦，逐渐走向严重的冲突。昭王南征是西周中期影响周楚关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死不赴告，讳之也。”昭王南征战果如何未知，但是昭王的确是殒命他乡了。
那么，周昭王好好地为什么突然要南征楚国呢？
原因是楚国不按时上贡了。
透露这个信息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管仲。
楚国对周王室有贡赋差役的义务。“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桃弧、棘矢，就是桃木做的弓和棘枝做的箭，其作用主要是在夏天出冰的时候用来祭祀司寒之神，以消除冰雹灾害。
除了桃弧棘矢，楚国为周王进贡的，还有苞茅。苞茅是南方所产一种特殊茅草，在古代祭祀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武王伐钟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担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微子启将象征宗庙社稷的苞茅献出，自愿绝祀，从中可以看出苞茅在古代祭祀中的重要地位。苞茅的另一个主要作用是缩酒，苞茅缩酒是一种古老的祭祀风俗，楚人在周王室的司职，大约与这种祭祀仪式有关。《国语晋语》亦记楚君在岐阳盟会之时要负责“置茅絕”。由此可见，纳贡苞茅，并负责缩酒仪式，是楚君在周王室的司职，而且这种司职别人不能取代。
由此，我们应找到了昭王伐楚的原因。据《左传·僖公四年》载，齐国南征，管仲责楚的罪状，其曰：“……尔贡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縮酒，寡人是征。”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管仲质问楚国国君，你为啥不给周天子按时上贡苞茅？因为缺这个，周天子没法过渗漏酒渣子，连祭祀都举办不了了，多大的罪过？所以我齐国会盟诸侯来揍你丫的！楚王赶紧派使者回复说，苞茅没缴纳的确是的罪过，我再也不敢了……
楚国在齐桓公面前主动承认了不贡苞茅的失职，说明楚自立国起，苞茅缩酒的祭祀一直由其担任，这也反映出当时苞茅在周王室祭祀中的重要地位。虽不贡苞茅只是齐国发动战争的一个借口，但却是昭王伐楚的真正原因。商周鼎革之际，为了剪商，周人很重视对南方的经营。克商之后，周人在南土封建诸侯，巴、濮、楚、邓成为周的南土之一，被纳入周王朝的地缘政治体系。由此可见，周人建立的南土地缘政治体系是为了确保周人对南土的控制，不允许被破坏。当虎方的反叛和楚人的不纳贡影响到周人对南土的经略，就势必遭致周王朝大军的征伐。
昭王南征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连续的军事行动，其征伐的对象既有荆蛮，也有楚国，征荆蛮和伐楚是只是这场战争的不同阶段。昭王于十六年尽起周之六师出师南征，首先针对的汉东荆蛮和逃奔至此的虎方。据前引金文来看，随昭王南征的有过伯、鸿叔、祭公、白买父等人。昭王亲征获得极大胜利，将俘获的战利品铜赏赐给从征将领，这些将领纷纷作器来铭记王之武功。因此，从王师多次获金的情况来看，此次征伐的成就昭王是比较满意的。
此时楚国的势力范围是在哪里呢？从《楚居》来看，昭王伐楚时，楚人的中心聚邑还在夷屯，因此，我们推测这时的楚国的地域范围当与前述的楚国地域范围有所扩展，从蛮河流域上游地区南潭盆地向下游地区的襄宜平原发展，襄阳真武山西周中期的遗存或是此时及稍后楚人的活动遗迹。
6.西周晚期楚国势力范围
昭王南征不返，被认为是西周王朝由盛而衰的一个分水岭。从周穆王到周夷王，西周国力更是江河日下，四方少数民族不断对周朝边境进行骚扰。此时的楚国却显示出蓬勃生机的气象。史载，“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部。”楚君熊渠与江汉之间的荆蛮相和，与各族群关系友好，利用周王室衰弱的时机，向外开疆拓土，相继打下庸国（今湖北竹山县）、扬越（今湖北中部）、鄂国（今湖北鄂州、武汉一带），将楚国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
在宣王时期，西周国力曾一度有所恢复，加强了对四方疆土的控制。根据《文盨》记载的历日，在宣王二十三年，周王朝南土已稳定，宣王二十四年，举行了隆重的朝见，标志着宣王中兴达到鼎盛气同时，宣王还在江汉和淮河流域分封了大批同姓诸侯，史称之为“汉阳诸姬”，以屏障王室。此时楚国当在熊徇之时，应在周人南土地缘政治体系之内。
周人在南土的封建诸侯，是周王室南土地缘政治新体系和秩序的建立，不仅对楚国势力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限制作用，而且也抑制了南土各族群及方国的发展，因此，当宣王三十九年于姜戎之役中丧尽南国之师时，荆蛮首先举起了反叛的大旗。《诗经·小雅·采芑》提到，“方叔莅止，其车三千”。上古时代以车战为主，齐桓公称霸列国，战车也只有八百乘。可见方叔此次南征的军队规模。周人的南征对楚人的打击是巨大的，国力大踏步后退，以至于到了第十四代楚君若敖之时，楚国还处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阶段。
在西周时期，楚君曾七次徙居。熊绎受封立国，从京宗徙居夷屯，建立宗庙；熊渠时期，为征伐杨越，从夷屯徙居发渐，并封三子为王，占据了江汉之间；熊挚时又从发渐徙居旁屽，政争失败后，从旁旰自窜于變；熊延即位，从旁屽徙居乔多，八位楚君居住于此，其间也发生过兄弟政争，叔堪逃窜于濮；若敷之时，为避周人打击，徙居于鄀，使鄀成为楚国的地域；焚冒为了开拓濮地，又从鄀徙居焚，到楚武王时，濮地已成为楚国的疆土；宵敖时期，从焚徙居于宵。由此看来，楚君的每一次徙居，几乎都和楚国疆域的拓展有着直接的关系。
纵观整个西周时期楚国疆域的地理变化，无不是与周楚之间的地缘关系变化有关。西周早期，周楚之间正式建立联系，双方关系融洽。周是天下共主，楚为周之封国。周强楚弱，周楚关系是周王室南土地缘关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楚国于夷屯建立宗庙，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并蛰伏于荆山地区之中。西周中晚期，双方处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拉锯之中，地缘关系不断调适。周王室加强了对周朝南土的控制，对楚及江汉荆蛮进行大规模的讨伐。随着周王室力量的衰落，楚人公然打出“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的旗号，挑战周人的南土地缘政治体系，开疆拓土，占据江汉之间。
东西两周交替之际，随着天下大乱，周公建立起来的礼制大厦轰然倒塌，礼崩乐坏，楚国也逐渐将势力范围扩张，最终尽占南方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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