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腔热血挥泪洒，十年苦志未得报。问君的愁思，能否绕千百段，是近的离愁，还是远的哀呼。我不知道为什么，烧了一上午的火。我把那一叠资料，全烧在煤炭上，空气里发出那种难闻的气味。如此的我，倒有点像“焚书”。我倒挺喜欢“焚书”这个词，可这次我焚的是自己的心。
“医生，医生，我头痛。”五号床的病人的哀嚎声又响了起来。
我拎起血压计就往病房里跑，量了血压，随带脉搏，呼吸全给数了。我敲了敲他（五号病人）的手，说：“姥姥，你的血压正常，你还有什么不舒服，我让医生来看看你。”
“你给我开点药啊，开点药。”她一把抓住我的手，空洞的眼睛只剩下窟窿。
“姥姥，你先休息，我叫医生来看你。”我慢慢推掉她的手。
扶着听诊器，走出病房的时候，我还听见她在絮叨：给我开点药。
我要是有处方权，我就这么做了，可是我没有，我不是一名医生，是一名护士。我把血压计放在护士办公室。双脚一蹬，就跑到医生办公室。靠窗的位置，还飘着一丝浓烟。
“张医生，你去看一下那个五号床病人，她说头疼。血压我量了，正常。”我一口气就憋完了所有。
“等下，我就去。”他点了点烟，吐了一口气，朝着我说。
我点了点头，扭头往下走。一节一节的楼梯，就像是我踩在白棉花上，沉甸甸的。
“姥姥，你等会啊，医生就来。”我走进病房，连带把她腋下的体温表撤了下来。
我坐在煤炭边，烤着火。一股煤味呛进鼻腔里，像是鼻中隔旁挤了一团棉花一样，难受。
“医生，医生。”一阵浅微的声音跑了出来。
“怎么了？”
“你给我开点药。”
“姥姥，我不是医生，我没有处方权的，我无法给你开的。”
“你给我开啊。”
一遍一遍地重复同一句话，一遍又一遍。
我哆嗦地爬上二楼，眼一瞥，张医生的电脑面前，敲出一阵游戏声来。
“张医生，五号床，你去看看。”我的脸一寒，冒起几丝冷气。
“哎，小李，你这么较真干嘛？让她去，死不了就行。”他的手，一换，咔咔咔的游戏声传来。
“张医生，你应该要知道那是你的病人。”我大步往前一迈，眼睛都没转一回。
“哎，真不懂事。”他的手一咔，键盘唰唰作响。
“小李啊，等你过两年，变成老油条了。你哪里会管别人病人的生死，你只会关心你口袋里的钱装得多不多，你的碗端得稳步稳了。”旁边的前辈拍着我的肩说。
“我不会。”我径直向前，头也不回，声音很大，盖住我心里面的声音。
“你还没到那一天。”
我穿过楼梯，顺着路走进五号病房。只见张医生冷着脸走出病房，眼都没瞟一眼，点着小安的名：小安，给五床打个屁股针，氨基比林和地塞米松。
我就站在那，听着他说话。我不知道一个病人莫名地要肌肉注射氨基比林和地塞米松是为何？我甚至都不懂激素药就这么滥用吗？我靠在墙边上，是的，我没有处方权。
左医生拎着一大袋口服药路过，一把扯过我，说：“你站着干嘛？”
“站一下而已。”我摆来摆手，想要收一收自己的脾性。
“8床病人在哪？”
“那。”我指了指靠门边的第一人。
“你的药。”左医生踏过地面，扔了扔药。
我靠边边上，觉得甚是可笑。一个医生不认识自己的病人，却可以把药开出来，真是可笑极了。一个不像样的医生，走进一点，都觉得心思极恐。
“左医生，你开这么多药，病人真的需要吗？”我问。
“病人叫我开的，我就开了。”
“你不怕病人找你麻烦？”
“我都按他们要求做了，有什么怨言。”左医生稳健的步子在远去。
我就站在那，站在那，到底怎么了？这个世界为什么连阳光下的职业，都泛着黑光？为什么这一切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医生，应该是站在前路上，推开疼痛，慎重做决定的人。为什么他的手里，摊开的都是红色呢？是人民币熏过的红。为什么站在食物链的最低端，人的劣根就可以暴露得一览无遗呢。
2006年的春天，姑姥姥患了心脏病。在那个病房里，都是白色的味道。我站在她的跟前，告诉她：我要成为一个医者。她笑了笑，脸上的皱纹都跑了出来，捏着我脸说：要做一个有良知的医者。
2009年的冬天，姑姥姥去了。那一年的冬天好冷，雪花都融了，春天还是没有来。我等一个春天，一个阴雨霏霏，还是会有阳光的春天。
2016年，我毕业了，参加工作，被派往支援乡镇工作数月。在这里的冬天，也好冷，好冷。我坐在门廊边，从天亮数着天雷，眼前的路，曲折迂回，耳旁的杂音越来越大，我快要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
傍晚了，门廊边的人声少了，风过去了，雨也停了。一个人，变得寂静了许多，心要结冰了。我站起身来，背后灯火通明，我却眼前一片漆黑。
2016年12月26日22：00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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