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我离死亡很近

写在前面：

然然把下方这篇文章发给我，说：“歪歪，写好了，你审核一下。”

与其说是“审核”，不如说是“拜读”。

读完我就笑了。

从来都是我写别人，第一次被别人写，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更何况是被然然这个心思极巧的姑娘所写，她甚至记得我心血来潮时偶然说过的、细枝末节的闲言碎语。

然然是我的大学同学，她读政法学院，我读历史学院。两个不同学院的姑娘，认识的缘由也是因为写作。

写作就像一条若隐若现的细长红线，温柔地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那时候我们都给学校学生会媒体中心供稿，我写散文，她写非虚构。

我们时常大言不惭地笑称，那时候的“首都师范大学媒体中心”，因为有我们这批怀有新闻理想、媒体梦想的小写手，因此成了“最辉煌的时代”。

我时常想起她在大学里长发飘飘的样子，眼睛像会说话，一笑起来弯弯的。文如其人，她的文字也像她的人一样美丽和富有感染力。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已从北京大学读研毕业，进了中央电视台工作。我们都在“传媒”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写作没变，情谊也没变。

依然是我更多写散文，她更多写非虚构。

依然是在各自工作忙碌之余，拿出一点时间来探讨当下的写作环境，以及年轻人的时代。其中不乏哲学，以及社会学。感谢这个不断让我觉得“近朱者赤”的，美好、优秀的姑娘。

话说回来，“非虚构写作”非常不容易，它是一种深度、纪实类写作，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新闻特稿。它要求立意拔高、素材真实独到，更要求作者基于丰富阅历积累、深入时代观察后的“厚积薄发”。

然然，总是做得很好。

“我心澎湃如昨”，我想把澎湃新闻最辉煌时代的这句slogan，送给然然。

举杯那个我们一起写校园媒体文章的时代，也致敬我们如今各自独立又彼此连接的生活。

以下为然然所写的我，和那些“北漂”的年轻人，《在北京，我离死亡很近》原文：

“北京”作为一种记号，她的热度从未消停过。

她是北漂们梦想的标记、奋斗的目标，当然，无奈的，也是虚幻的未来。

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全民实现小康的年代，依然有年轻人放弃家乡小城的安逸生活，到北京来为梦想奋斗。

然而，在勤奋的东亚文化中，追求梦想已经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停下来问一句，到底为何要奋斗好像是一件羞耻的事，而失去“梦想”更加让人不安。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知道，“奋斗”的内核是什么？“梦想”的意义又在哪里。

在北京生活是痛苦的

过去一年，歪歪很忙。忙到“没有生活”已经是北京年轻人的常态。她忙到没有时间喘气儿。

最近她收到一家报社采访的提纲，受访人中还有詹青云，这是她非常欣赏的女性。

可是提纲里的第一个问题，就准确的击中了她内心最脆弱的一点。

“你上次认真思考死亡是什么时候？”

歪歪最近没有“思考死亡”，而是“接近死亡”。

工作压力把她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很长一段时间，她觉得没有一件事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朋友跟她抱怨，自己实在受不了了，接到领导的短信时，巴不得从高铁上跳下去。她安慰道“别瞎说，想啥呢，破领导又不和你过一辈子。”

然而她的内心正处在巨大的痛苦之中。凌晨三点望着月光照进窗户，歪歪依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尽管工作很累，她已经连续失眠一个月了。想到自己安慰朋友的话，又觉得“其实跳下去死了，就好了。”

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所有人都对歪歪和另一位主编“疯狂开炮”。一直在工作中微笑示人的她终于憋不住了，会后一个劲儿地在走廊里掉眼泪。主编发来微信安慰她，“别理那些混蛋，你做得很好。”那一刻，她内心很温暖。但是第二天，这位主编就离职了。

大家都是这样，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努力生活，能鼓励别人，安慰不了自己。最后所有的痛苦都变成了“一个人”承受。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想了想，为了显得正能量，她还是没有把这个答案发给报社。

在北京生活的苦，大概每一个北漂青年都有过不同的体验。拥挤的地铁、浓重的雾霾、无休止的加班、无限上涨的房租和房价、没有着落的户口，以及夜晚孤身一人时的漂泊感。

与歪歪同一届毕业的何欣，同样摆脱不了这种漂泊感。

刚毕业的时候，她选择了和自己专业对口的公益事业，去一家服务残障人士的社会机构做服务，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3200元。机构给提供了食宿，何欣拿着这笔钱，还有一种花不完的“小确幸”。

很快这份“小确幸”就被证实是错觉。工作半年，何欣转岗到通州，单位不再提供任何补助。虽然工资涨到了六千，但是她马上就感受到了生活的拮据。为了节省，她和一个女生合租一间卧室，尽量避免在外面吃饭。

工作忙碌，她没有时间锻炼身体。租的房子离单位5公里，她选择每天走路回家。北京的冬天寒风凛冽，她在路上给妈妈打着电话，忽然就很想哭出来。

对于何欣来说，解决这种漂泊感的方式，是找人说话。毕业半年后，我和她相见，她话多到令我头皮发麻，滔滔不绝地讲她的工作，丝毫没发现我已经听得脑壳儿疼。平时没人能说话，她就在打车的时候跟司机师傅聊天，能聊到师傅乐呵呵地要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她；或者逛菜市场的时候和卖菜的阿姨聊天，时间久了阿姨都记得她，总提醒她注意身体。她觉得在北京，正是来自这些陌生人的关心，让她感觉温暖。

这份痛苦让一些人离开，也让一些人留下

研究生毕业前的校招季，我在面试完顺道约了歪歪见面。

我和她谈起了找工作的困惑，我说评判一份工作我要看它带给我的生活状态、成长空间以及价值感。她拿起面前的水杯，笑容中带着一份职场女性的优雅，说：

“亲爱的，这些太虚了，你就告诉我，你是要钱还是要命。”

事实证明，在北京，有钱没命和没钱有命，都是灾难。

和我吃完饭后，歪歪送我回家，又匆匆赶到公司第二天的活动现场加班。

歪歪在北京上了四年大学后，决定留在北京工作。一毕业，她就进入了一家知名媒体工作，从做活动策划到现在做视频节目，每一个坎儿都过得艰辛异常。她被“抽打”着向前跑，也获得了很多成绩，入职三年成为了年轻有为的宣传总监，25岁就能被尊称一声“杨总”。

七年的北漂生活，让她深爱着这座城市的多元和前沿，却也厌倦了没有“生活”的高压工作。

歪歪的家乡在云南大理，无数文艺青年心中的灵魂家园，也滋养了她的人生。这是她心灵的故土，却不是归处。如果毕业后回家，家里可以给她一套房、一辆车、以及一份安稳体面的工作。对于很多喜欢稳定又恋家的人来说，这是最好不过的安排，家里在当地的资源又不至于被浪费。但是歪歪看到了这件事的另一面。

“北京代表着更多可能性，这不是玩儿虚的。我是做媒体的，我不去凤凰，还可以到腾讯，还有那么多官方媒体。但是在家，我可能只有云南日报社能选，首先职业选择的范围就小了很多。”

“其次，父母都想在家给你安排个体面的工作。这种资源看似轻松，但是‘被安排’进去的，有多少人能相信你的能力？不给你机会，就等于停滞不前。而在这儿，只要我的能力获得了肯定，我就一直有机会去尝试去证明自己。资源是自己的，才真正有用。”

因此，尽管在北京的生活常常让她在水深火热之中，她依然深爱着这里。多元和前沿是她心中属于北京的魅力。

前段时间歪歪负责了一档辩论节目，我问她北京的多元具体是什么？

她给了我一个形象的比喻：“在北京你可以做陈铭一样的‘标准人’，但你也可以成为像肖骁一样的‘奇葩’，保持自我是被认可的。但是回家，会有很多人希望你只做标准人。”

“因此，尽管北京的生活是痛苦的，但是这份痛苦之外的精彩，让我留下。”

而何欣并没有坚持下去。一次手术过后，她选择了离开北京，回到家人的身边。

当时同病房里她是年龄最小的，周围都是四五十岁的老阿姨，这让她有些紧张。刚工作没几年就开始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似乎是这一代年轻人的共同特点。

紧接着又听说了母亲前段时间生病，因为怕影响她工作，就没有告诉她。平时听说类似的故事的时候还没有多大感受，但是真正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何欣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总觉得自己有些自私了。”

工作上的倦怠席卷而来，自己理想的工作也要应付繁重的行政琐事。当价值感无法获得“价值”的时候，人无疑都会对自己的初心产生怀疑。

单身、无存款、无业余生活，何欣忽然不知道，继续在北京待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当年她留下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我愿意”。但是现在她评判生活的标准变成了“我需要做”。她需要钱、需要工作和生活能够分开、需要独立的生活空间。

如今她已经离开北京一年了，生活逐渐进入正轨，北京成为了她怀念的地方。

她把这里定义为“梦开始的地方”。

“在来到北京上大学之前，其实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也很少想到这个问题。后来在北京上学、工作，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开始有想做的事情，慢慢成为了现在的自己。所以尽管我离开了，北京在我心里始终是一个温暖的地方。“

离开和涌入 从未停止发生

 谢桐在读大学期间，就决定要留在北京了。这个念头的萌发始于她在北京复读的那一年。

因为赶上了好政策，家在高考大省的她，刚好可以以北京生源的身份参加高考。于是苦读十二载，她终于来到了北京的高中课堂，这里“打开了她的世界观”。

她在自己的微博里写道：

之前一直在家上学，高中来北京复读过半年，冲击很大。北京的语文卷子确实更有“敞开”的余地，学生们的思路都让当时的我震撼。记得有个半命题作文，题目是“比（ ）更重要的”，我当时只会写司马迁项羽王昭君，大概的立意是很多东西是比生命更重要的。然后作文讲评时听了其他同学的思路，有个小姑娘写的是“比‘蒋’更重要的”，讲了蒋介石后人的发展和成就，他们在不同领域上的成就是比“蒋”这个姓氏更重要的；还有个男生写的是“比DOTA更重要的“，写的是自己通过游戏和哥们儿建立的感情。

“你可以不玩DOTA,但是你不能没有兄弟；也许有一天你不爱玩DOTA，但是你不能没有兄弟。“我不记得他们的行文是否规范工整，但这些题目让我印象深刻，作文还可以这么写吗？后来回想起来，我开始自主地思考事情，表达能力提升，就是那半年开始的。后来能在北京上大学，这样的震撼就更多了。教育资源不仅仅是教学质量的问题，还意味着更多元的同伴、更自由的空间。自己碰上政策调整能在北京高考，算是赶上末班车了吧，现在想想，真是庆幸。

如今，她已经从中文系毕业，成为了北京某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如今大家对于这份工作的评价已经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变成了“北京一套学区房的价值”。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享受北京的教育资源，也是谢桐的梦想之一。

尽管解决户口、工作、孩子未来的上学问题，对于北漂们来说已经解决了大部分的“在京生存”问题，但是要在北京过上安稳愉快的生活，还没有那么简单。

谢桐和男友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安家买房。这对于两个非京籍的年轻人来说，依然是巨大的生存压力。北京的房价一路高歌，就算动用“六个钱包”付了首付，接下来的房贷也让刚工作的年轻人大气儿不敢喘一口。

男友没有在北京上过大学，在北京没有自己的圈子、朋友、资源，相比谢桐，他的适应更加艰难。他曾经质疑过谢桐一定要留在北京的决定，谢桐依然坚持。在北京虽然财务自由难以实现，但至少还有精神上的自由。

“北京看起来人很多，很拥挤，但是这种拥挤的内里是空旷的。没有人真正关注你做什么，如果我在家折腾点儿什么事儿，半个小区的人都能知道。”

“先待着吧，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再回家吧。”

我曾经问过歪歪，她口中关于北京种种的前沿、资源、选择，看似属于自己，但是只要她没有办法在这里扎下根来，这些东西最终还是会像梦幻泡影一样。不残酷吗？

她笑了笑，告诉我有句话叫做“曾经爱过就好。”

我问她会不会离开北京，她的答案是肯定的。

“真要是干不动了，肯定要回家了。不过那时候也有资历，回家创业成功率也高。”

转念她又说：“虽然我没有刻意去找北京男生，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和北京人结婚，从结果上讲确实轻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