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越窑
和我们熟知的宋代五大名窑相比，建阳窑和龙泉窑对大众来说相对陌生，甚至在一些入门级收藏家眼中也归属小众和冷门的范畴。但在陶瓷研究学者李彦君的眼中，在宋代，像建阳窑和龙泉窑这样的窑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名窑。
李彦君认为，日本收藏的中国陶瓷，上自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下迄明清时代的各种彩瓷和颜色釉瓷，几乎无所不包，但被日本文博界认定为国宝的八件中国瓷器中，有四件是宋代建阳窑，一件宋代吉州窑，三件宋代龙泉窑，而被中国视若拱璧的宋代五大名窑却一件没有入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衡量标准的不同。
陶瓷是火的艺术，也是火的技术。“衡量任何窑口的标准和尺度离不开这两点”。烧成难度大、成品率低、名品传世稀少，以及拥有展现陶瓷魅力的艺术独创性，这是李彦君总结出的一套标准，而这套标准适用于所有陶瓷窑口，包括一直以来被认定的宋代五大名窑。
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皇室收藏目录《宣德鼎彝谱》：“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清代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中说：“吾华制瓷可分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钧窑，亦甚可贵。”由于柴窑至今未发现窑址，又无实物，因此通常将汝、官、哥、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一提到古瓷，大多数人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以上宋代五大名窑，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史上，人们把宋代五大名窑当作是宋代陶瓷技术与艺术的最高水准的代表。
李彦君强调，用科技的衡量标准来衡量宋代五大名窑，会发现宋代五大名窑的概念界定草率和模糊，缺少具备说服力的依据。
“拿定窑来说，定窑创新了覆烧法，在提高成品率上做出了贡献，但这个发明，是为了提高产品产量，而不是提高产品质量。定窑在陶瓷艺术上的表现并不突出，白瓷的烧造难度也是最低的。汝窑在为宫廷烧瓷的过程中把工艺提高了，釉色提纯了，但烧造温度低，烧成难度小，烧造工艺很容易被模仿。官窑的技术基本承接自汝窑，身份高贵但缺少独创性。哥窑严格意义上不是一个窑口，而是一种开片瓷的总称，开片瓷好多窑口都烧，总体上对于陶瓷工艺并没有可圈可点的突出贡献。钧窑的窑变是陶瓷火的艺术的代表，但在宋代钧窑并未成气候，钧窑真正的影响力发挥在金元两朝。”
同样在这套衡量标准内，与身价人气居高不下的汝、官、哥、定、钧相比，有一些宋代窑口可以被看作是陶瓷收藏和研究的“遗珠”。这些窑口在艺术与技术上都有创新之处，也拥有着非同一般的海内外影响力。基于此，李彦君列出了他心目中的“宋代五大名窑”，并一一道明了理由。
建阳窑应排在宋代名窑的首位。古代人类智慧充分凝结在建阳窑的瓷器中，烧成难度大、成品率低，同时拥有难以复制的艺术独特性，如今仿造都存在难度。第二是龙泉窑，其创新体现在釉色上，粉青、梅子青等釉色是其他窑口模仿不来的。龙泉窑在装饰方法上将铁锈花引用到陶瓷工艺上，也是一大突破。此外不得不提的是龙泉窑对朝鲜、日本以及欧洲一些国家影响很大。
对外影响力同样不可小觑的还有越窑、耀州窑和吉州窑，三者都在陶瓷工艺的不同方面作了革新，因此李彦君把越窑、耀州窑和吉州窑也列入宋代名窑名单里。越窑是中国最古老的青瓷发源地，它创新了秘色瓷，釉色更加清亮。越窑对于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瓷器的生产有着重要影响。耀州窑的烧造时间从唐代延续到今天，最早烧成了天青釉，进一步发展了刻花工艺，赋予其更多的层次感。最受冷落的吉州窑，是创新品种最多的宋代窑口，突出表现在装饰方法上，树叶、剪纸、贴花、刻花、印花、兔毫、黑瓷、金彩样样都有。吉州窑将多种窑变集于一身的工艺是其他任何窑口不能相比的。
研究和收藏陶瓷多年的李彦君十分感慨，“中国优秀珍贵的文化遗产千千万万，不应该因为陈旧的评价体系而使得一些珍宝备受冷落。市场盲目追高，使得本应得到重视、研究的陶瓷窑口淡出人们的视野。我们应该认识到，时代在变化，收藏和研究的观念和理念也应该更新，科技水平应该成为衡量窑口的关键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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