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序言中首先提出了反对和赞成阅读本书的理由，前者集中于对欧洲中心主义、理性源于西方这一刻板印象的质疑，韦伯无疑是这一宏大叙事的参与者；后者则通过韦伯“音乐社会学”所探讨的问题作为回答，“有哪些中国作曲家堪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或莫扎特比肩？进一步的问题是，欧洲的音乐厅为什么不演奏中国作曲家的音乐作品，而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却为什么会在当今中国频频上演？为什么欧洲的钢琴在当今中国的弹奏频率，远高于中国的古筝在欧美的弹奏频率？”
上海有一所小学的校训似乎是这样的：“要多看自己民族的短处，其他民族的长处。”如果以这样的眼光看待上面的两类理由，可以说，也许正是这种勇于质疑自身的精神支撑着理性化、现代化从西方而非东方诞生并发展。我们有更多赞成阅读本书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正是这位德国学者，试图以种种方式在思想上重构‘理性西方’的‘优越性’，”而且“也正是马克斯·韦伯，对于官僚制和资本主义的‘胜利进军’所造成的长远影响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警示，因为这些影响让他本人深感不安，而他也在苦寻出路，以逃离这个‘顺从的铁壳’。”
这是一本卷帙浩繁的传记，足够挑战读者的耐力。我们将看到韦伯生命中或近或远、或敌或友形形色色的人物，从他的祖父、父母、弟妹、舅舅、老师、朋友，到同事、学生、论敌、妻子、情人，作者致力于说明，“作为思想者，马克斯·韦伯著述着他所经历的一切，同时也经历着他所思考和著述的这一切。”
社会学观点认为，储存在“集体记忆”里的“集体事件”，会作为社会框架对个体的一生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涉及各个社会历史中的集体“断层”和“重大转折”，这种影响就会被认为尤其强烈。韦伯的生活、事业和德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阅读本书就是尝试去了解“德国历史上哪些主要的集体性‘重大转折’在马克斯·韦伯的生活与事业中得到了‘体现’。另一点是，哪些主要的个体性‘重大转折’被记录在马克斯·韦伯的生命和著作里。尤其是，必须要尝试去澄清这些个体性重大转折与集体性重大转折之间的相互联系。”正是上述因素孕育了作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韦伯。
“思与意志”，韦伯一生的写照，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需要严肃对待的主要问题。“思”是追问我是谁？我将如何？“意志”是在“思”的背后提供某种保障的东西，当“思”面临质疑、困惑、失败，甚至绝望的时候。
本文分为如何生活、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开创社会科学、爱国者、永远的问题五部分。
1、如何生活
对于韦伯来说，有关如何生活、如何立身行事的一切从他外祖父法伦施泰因写给儿子奥托的一封信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你这一辈子都应该把上帝和一个正直的德意志人的名誉牢记在心。要在自己的良心和基督面前保持真诚、忠实并且充满信心，那样你就能大胆放心、胸有成竹地立身处世。⋯⋯要努力工作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尤其要牢记，如果一个人不能出类拔萃或者没有做出高人一等的成绩，那他就几乎一文不值，或者叫一事无成。凡事都要力争做到最好、最高、最出色，因为凡事皆以庸庸碌碌为大忌，这样的人配不上尊严，也辜负了生命。⋯⋯特别要保持正直和道德纯洁，⋯⋯说话要谨慎，但行事始终要光明磊落，⋯⋯始终都要牢记三件事：敬畏上帝，尊重女性，爱你身边的人。还要记住第四点：我宁愿你死掉，也不愿有人骂你是无赖或者懦夫。除了上帝，不要害怕任何人，但要憎恶邪恶、谎言和不贞。要在思想和行为上尊重女性，为了你的母亲，也为了保证你不会犯下罪恶。要爱你的邻人，并且要记住，没有谁只是为了自己而活，每个人都在为他人而活，一个人为了手足而抛弃生命，这是至高无上的爱和忠诚。”
这些主题仿佛为韦伯整个的一生预先定下了基调，当他十五岁的时候，已经不像寻常男孩那样以冒险、玩乐作为主题，而是将阅读当作一种拯救，提出对西塞罗的批评，告诉表哥说，自己“忙于学习、阅读、吃饭和睡觉。”
韦伯狂热地喜爱马克斯·克林格尔题为《死亡》的一组蚀刻版画，在那里死神被描绘为救世主。“手执棕榈枝、正在赐福的死神，朝着一个向他俯首跪拜的人迈步走来，而另一群人则恐惧地逃离。赏画者可以在画面下方读到一行铭文：我们逃离死神的形象，而非死亡，因为我们所欲求的最崇高的目的就是：死亡。”艺术家借鉴了阿图尔·叔本华的文集《附录和补遗》中的下述理念：或许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会在某个时刻意识到，相比于这种极其卑微的、尘世的、个体的、陷入苦难的存在，其实他更适合也配得上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同时他也会想到，到那个时候，死神可能会将他带回那里。
2、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
新教伦理所导致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被韦伯认为是必然的。“新教徒都具有一种走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假如我们确实想在旧日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定表征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发现一种内在的亲和性，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尝试从其（所谓）或多或少物质主义的，甚至是反禁欲主义的‘俗世享乐’当中去寻找，而不如说要从其纯粹的宗教特性当中去寻找。”它所宣扬的，不单单是生活技能，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一种精神气质，一种“获得财富是一套为上帝所喜的道德义务”的信念。“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与中世纪，‘资本主义’都曾经存在过。然而，一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它们恰恰全都欠缺那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新教伦理完全不同于纯粹的幸福主义和享乐主义，源于它将“至善”作为一种至高的目标和预设，资本主义与行动者的宗教观念紧密相关。我们从中得以领会的关键之处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繁荣并不仅仅是谷歌、苹果、特斯拉这些高科技公司及其创业者的功劳，更深层次的是德先生、赛先生背后西方社会源远流长的新教观念、宗教传统的作用。
如果有人问这些笃信天国的人，不懈追求财富的“意义”何在，毕竟，无暇享用个人财富对于单纯关注此世的生活取向而言必然显得毫无意义，更常见且更恰当的回答干脆就是：凭着不懈工作成就一番事业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事实上这才是唯一确的动机，而它同时也揭示了以下一点：从个人幸福的观点来看，这种生活方式是如此非理性，在其中，一个人为了经营他的事业而生存，而不是为了生存而经营事业。
这种思想意识在现代资本主义事业身上找到了最为契合的表现形式，而资本主义事业反过来也从它那里找到了最为契合的精神推动力。参与其中的是那样一些人：他讨厌铺张，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花费，也不敢有意仗势欺人，并且对一切彰显他享有社会尊重的外在标志敬谢不敏。换言之，他的生活方式往往具有某种禁欲主义特征。他的财富给他个人带来的好处，除了那种好好“履行天职”的非理性感受，“别无其他”。中产阶级的精神特性“被存在于他们内心的（禁欲主义）新教打上了烙印，而新教导致了一种走向经济理性主义的特殊倾向，于是他们在好好履行天职的理想之中找到了内心的满足。”
缺乏甚至疏离宗教观念的人难以理解美国建国之初的那些清教徒商人和政治家，他们感到后者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和莫名其妙，又是如此的吝啬可鄙”。他们从没有机会听到并领会上帝的诫命：“发展你自己，爱你的邻人。”资本的发展并不代表金钱的罪恶——金钱本身无关罪恶，罪恶在于使用、误用、滥用金钱之人——而是荣耀上帝的手段，不理解这一点，我们所谓的向先进文明的学习将永远流于皮毛，永远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至高真理，自我堵塞现代化之道路。换句话说，没有参照主流文明的观念、特别是宗教观念的更新，偶然取得的发展也是暂时的、沙滩上的城堡，经不起无论从哪里吹过的海风和波澜不惊的海浪的冲击。
在脱胎于入世禁欲主义精神的职业观的基础之上培养一种理性生活方式，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和现代文明根本的构成要素。韦伯所谴责的是那些“失去精神的专家，没心没肺的享乐者，这些废物竟自以为已登上人类前所未及的高度。”前者用专业知识欺世盗名，是理性的滥用；或者娱乐至死，不关心国家、社会和陌生人，是放弃了理性的木头人。
阐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假定关联的韦伯论著，是他毫无争议最具影响力的文本，它们不但是他留下的社会学经典遗产，而且是杰出的人类“宏大叙事”的存续。然而，如果我们就此认定韦伯学说的绝对正确性——正如我们在一些议题中经常性的非黑即白一样，仿佛根本不存在中间地带——我们就是辜负了韦伯，他和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及其他人带给人类的这样一些“元叙事”的思想家一路，“它们的作用曾经是也依然是为人类指明方向。它们自身反过来也部分参与创造了那些它们（据称）曾力图描绘的社会现实。”
“韦伯命题”作为整体观点是无法得到证实的，而且在许多要点上必然被视为站不住脚。我们无法绝对地认同，“笃信宗教——特别是笃信新教——有利于培养劳动纪律，并由此在形成俭朴生活方式的同时，催生出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而欧美西方国家由于具有化身为现代理性经营资本主义和官僚制支配的（目的）理性，就要比世界其他国家优越。”
但思想上的收益在于：“16和17世纪的激进新教徒寻求着相对可靠的脱离永世诅咒的神迹，在此过程中所养成的那些观念，决定性地参与建造了一个充满各种信仰内涵和行为方式的世界。这个思想宇宙就其自身而言，相当缓慢地打造了那个让全人类顺从和不自由的外壳，人们可以将这外壳概括为‘现代理性（经营）资本主义’这一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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