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骄傲

      说起我的童年，似乎是一个很遥远的年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刚实施，大部分农村家庭还在温饱线上奔走。

      父亲在自留地种旱烟、蔬菜，家里房前屋后长满了各种果树。从我记事起，一到有集的日子，父亲总会早一些起床干活，把一天的农活一上午干完，吃过中午饭安顿好牲口（父亲在农业社是饲养员）就挑着担子去集市上卖桃呀，梨呀，萝卜呀，洋芋呀，旱烟呀……一天下来，能买三五块钱。这样日积月累，我也不知道父亲攒了多久，竟给家里买了一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我和哥哥姐姐高兴地围着自行车转来转去，似乎摸一下都是一种荣耀。

      母亲由于身体残疾，在农业社时就不能参加田间劳作。她在家里做针线活，帮人缝缝补补，赚一两毛钱的辛苦钱，日日夜夜，月月年年，在包产到户两三年后也给自己买了一件稀罕物——“标准牌”缝纫机。

      这两样宝贝成了我童年时代的骄傲。

      母亲自从有了缝纫机，就开始给村子里的大人小孩、男男女女缝制衣服，工价比集市上的便宜很多，最主要的是母亲总能千方百计缝出人家想要的式样。遇上娶媳妇、嫁女儿这样的喜事，单的、棉的得赶制好多件，白天还有忙不完的家务活，缝衣服就只能在晚上了。在穿针引线、缝制领口、袖口、口袋口这些精细的地方时，我就会被母亲从被窝里拽起来并委以重任——端煤油灯。我按母亲的指引，把灯端在恰当的位置，看她细心缝制，如同在做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唇角擎着微笑，完全沉醉在其中，深夜的寒冷、一天的疲惫这时候都踪影全无。

      母亲用赚到的零钱给我们兄妹几个添置新衣、买学习用品、给家里称盐倒油，贴补家用，在哪个经济极不发达的时代，对于没有田间劳动能力的母亲而言，那就是一条谋生路，所以母亲做得格外的用心。

      母亲做衣服，我最大的福利就是总能捡到一些裁剪下来的边角废料。我会用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布丁缝布娃娃、做沙包，端午节时用缝制棉袄裁剪下来的绸缎做香包，惹得同龄的小伙伴、尤其是爱美的小女孩羡慕不已，有的就会闹着带妈妈来我家要小布块，这时母亲总会拿出自己的布头笸箩，让他们自己挑，挑到中意的，孩子就兴高采烈地一溜烟儿地蹦回家去。

      有些阔绰的人家还会把裁剪下来的大一些的布料也不要了，母亲常常把积攒的稍大块的布料精心设计一下，给我做成“拼接款”的新衣服。穿出去村子里的婶子大嫂总会说：“丫头，今儿俊的很！”，还拉着我前前后后打量好半天，当然少不了夸赞，言语之间尽是赞赏和羡慕，在那个缺衣少穿的年代，这是真诚的夸赞，我自然是自豪得很，在母亲的精心打扮下，我虽瘦弱矮小，却从来没有过自卑。

      要是遇上像今天一样，过六一儿童节，我家就更热闹了。总有小朋友牵着大人来我家找红领巾，母亲就会变戏法似的从柜子里翻出几条自己缝制的崭新的红领巾，笑盈盈地摸摸小朋友的头，“长大了，都能戴红领巾了！”还一边说，一边挽，耐心地教小朋友如何戴红领巾，看着那些小孩哭着鼻子来，欢天喜地飞奔出去，母亲总会喃喃自语：“高兴就好！高兴就好！”这些红领巾是从来不要钱的，母亲说是送给小朋友的节日礼物，我也因此多了很多朋友。

      上学后，同学衣服破了或裤子扯了，我都会义不容辞地带回家，让母亲帮他缝补，大家都羡慕我母亲心灵手巧，我也由此而颇为自豪，从来没有觉着母亲残疾有啥不好。母亲的自强自立也影响了我的大半辈子。

      父亲有了自行车后，赶集方便多了。他编了两只竹筐，架在自行车后座上，把家里吃不完的蔬菜水果装入竹筐，载到集市去卖。我家田畔地头的犄角旮旯都栽上了这样那样的果树，父亲一年四季除了种地，就是忙着赶集。后来我家还种过更多的瓜果，都是父亲用自行车一趟又一趟地载到十几里外的集市上一点一点卖掉的，一家人也因此过得衣食无忧。

      父亲是个戏迷，如果十里八村的有庙会，父亲总会忙里偷闲去看戏，当然少不了带上我。他做了一个三角木座架在自行车前梁上，成了我的专座。其实年幼的我对咿咿呀呀的秦腔没啥兴趣，每回跟着父亲去，纯粹是为了坐自行车。坐在父亲的怀中，听他讲三皇五帝，讲逸闻趣事，讲戏文，讲世事……虽似懂非懂，却津津有味，总希望路再长一些，我再多坐一会，再多听一个父亲讲的故事。

      那时，父亲总是很忙，我们的交流几乎都是在自行车上。小时候，我坐在我的专座上，窝在他温暖的怀抱中；大一点了，就坐在后座上，搂着他的腰，将脸贴在他的后背上。那是我和父亲距离最近的时候，后来由于我上学，渐行渐远，再后来我还没来及长大，父亲却匆匆离去，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那辆承载着我的整个童年的自行车。

      母亲的缝纫机和父亲的自行车给了我丰衣足食的童年，如今却早已物是人非，只有这些斑驳的记忆在某个夜阑人静的时候突然来袭，猝不及防地打开记忆的闸门，让那些曾经的快乐和幸福奔涌而出，如昨天般历历在目，又恍如隔世遥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