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二哥在工作组不常回家。偶尔回家，也只是取点粮食，当然，家里也没有其它什么东西可取。几件有限的替挽衣物，他都带在身边，记得，那年秋季，放忙假（是农村特有的一种季节性假期，主要是帮助家中收割或播种）。我在家准备收割稻子，当然是请人帮助收割，这里不得不说到一个人，她叫“王粉玲”，她丈夫叫“肖于湖”因为我们那个生产队，甚至一个大队，多数人都姓肖。查查上下几代都有些亲缘关系。因此，在观念上，对其它姓氏的人有些排外。我们姓“王”在生产队里没有第二户，王粉玲，兴化人，那时刚嫁过来，在队里较孤单。便认我母亲叫干妈。母亲认她为干女儿。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干姐姐和干姐夫。具体细节和原委我是说不清楚了，母亲知道。他们夫妇俩，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农忙时，帮我们播种，帮我们收割。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联系着，时常走动。他儿子结婚时，我带着妻子，代表父母去参加婚礼。其后，我们又多次邀请他们夫妇及家人，来无锡小住过。我儿子初中时放暑假，我曾让他和朋友一起去他们家住过。原意是想让儿子体验一下农村生活，了解一下农民的艰辛。不想，他们去了，生活很惬意，人家把家中能够拿出来的好吃的都给他们吃了。回来时，我问他农村的生活怎么样？他说还不错，我的原意都落空。但不管怎样，让他到农村小住一下，了解一下农村的人和事，体验一下农村的生活状况，总是一件好事，对儿子的观念，甚至于生活，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些影响。这样看，我的愿望也许也就达到了。希望儿子以后有机会，能够带着自己的孩子再去那儿，走一走，看一看，再回味一下自己当时和现在的生活。不知到时会有怎样的感触？
话扯远了，那天，我在家中等着姐姐姐夫带人来收稻子，乘着等待的空闲，我将家里里里外外着实地打扫了一遍，说实话，那是我在家里打扫的最彻底最整洁的一次。巧的是，我刚打扫完。二哥回来了，看到家中整洁有序，狠狠地表扬了我一通。看着二哥满脸喜悦，我心中那个美啊，无以言表。不知二哥如今是否还记得此事？但我至今未忘。因为这件事对我影响很深、很大，它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与人相处上，仰或在家庭生活中，多做点事，吃点亏，或受点委屈，不要怕别人不知道，看不见，得不到赞扬，而不快。你不做，永远没有被发现的机会，你做了，即便无人赞扬，你自我欣赏一番，同样也是令人快乐的。同时，一个人，尤其是当你独挡一面时，一定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在适当时，给予赞扬和鼓励，无论是同事还是亲友或是家人（尤其是自己亲近的亲人，往往容易被忽视），都应如此，不要吝啬你赞美的言词，他们都需要得到肯定和赞扬，这样对你，对他人，都是一件美好的事。
公元一九七四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对我和二哥，均是一个人生的转拆点，是我们全家的一个转拆点。此年六月，我考取了高中，开始到离家五里多地的洋心洼中学去读高中了。此年的十二月，二哥经体检合格应征入伍了，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这是一件大事，是我们全家的一件喜事。它改变了我们全家所有人的生活轨迹。二哥也从此开始了他事至今日的军旅生活（二哥如若有机会把这段经历写出来，给晚辈们看看，对他们的启发一定会很大的）。
至此，我们兄弟四人各处一方。大哥在南京，二哥在安微，我在江北，弟弟在无锡。从此，书信成了我们兄弟之间和与父母之间联系的主要工具。
十三
公元一九七五年的春节，又是一个特殊的春节。那时的日子，虽然过的很艰辛，但每年的春节父母都会准备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全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守岁。母亲还会给我们一点压岁钱。但七五年的春节是第一次（随后有好几年都是如此），全家人没有聚在一起，因为二哥是春节前去的部队，没有回家过年。父母很挂念二哥，让我们写信给二哥，报平安。我们也很想二哥，想必二哥当时也很想家。但那是部队，大家都明白，部队是不能随便请假的。因此，这年的春节过的有些冷清，可大家内心还是十分高兴的。毕竞二哥是离开了农村，按当时的说法，是有出息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二哥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以及勤奋吃苦的精神，闯出了一条自己的人生道路，并惠及家庭和我们。
二位兄长，时常给我们写信，教导我们要勤奋学习，认真读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关爱，同时，又给了我们许多的鼓励。
母亲和二位兄长，虽然都离开了江北，离开了生产队，但由于他们为人善良，做事认真，待人真诚。因此，给我在生产队留下了很多人脉，使我深得其利。
那年，弟弟在读小学，学习很努力，成绩很好。从不要父母操心。他对古文和古诗词的撑握和理解程度，使我这个当哥哥的既惊讶又惭愧。我虽然是在读高中，自认为，在班中应该也在中上游。但江南江北的教育差异太大了，我们学校，一会儿学农，一会儿学军，一会儿学医，一会儿放农假，一会儿放忙假。实际上课的时间很少，遇到古诗文都是跳过不学的。考试也不考，因此，我的古文底子很差，弟弟有很多古诗文的书，我便利用春节在家的机会，时常翻阅，弟弟还给了些古诗文的工具书给我阅读，使我对古诗文有了些许的了解，渐渐接触古诗文，这对我日后的学习影响很大。多年以后，我回到无锡，读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古汉语和古诗文是必修课。如果不是当年在弟弟的帮助下接触过一些古诗文，读过一些古诗文常识，这二门课是肯定过不了考试的。在此谢谢弟弟。
十四
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岁月依然按照其本身的姿态向前推进。春节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大哥、我、弟弟都要开学了。大哥去南京，我回江北。那年我刚过十五岁生日。这次是我一个人回江北，也是我一个人，开始在江北，过近五年的农村独立生活（四年零七个月）。离开无锡时，母亲给了我五元钱，交了学费，剩余一元多钱，当伙食费。我养一头猪，五只鸡。每天早晨起床后，一口锅烧自己吃的，另一口锅烧猪吃的，吃过早饭，喂完猪和鸡，然后带上一个铅饭盒和三两米去学校，中午不回家，在学校蒸饭吃。
那时的天气真叫冷，天寒地冻，刺骨的寒风在毫无遮档的原野上肆虐地吹，透过窗框、门框，以及屋檐下的缝隙侵入室内，家里又无取暖的物件，于是，家里与室外一样的冷，只是风略小些而己。到了夜晚，风往往总会比白天更大些，那风掠过光秃秃的树梢或没有关严实的门窗的缝隙时，发出的声响，真如鬼哭狼嚎一般，让人胆战心惊，直到如今，一到冬天，听到室外刺耳的风声，我便情不自禁地会联想到在江北的那些冬天。
那时家里可没有什么毛衣绒衣之类的衣服穿，只是一件内衣，外面一件棉祆，实在冷的扛不住，就在棉袄的胸口部位垫几张旧报纸档风，背着书包夾着饭盒在旷野里向学校奔，五里地不长，确也不短，冷的是边打寒战边跑，企图通过快速的跑动来增加体温，每次到学校都是气喘吁吁。
中午下课去食堂找饭盒，拿到饭盒，我基本上是不回教室的，因为我从来不带菜，因为家中没有这个条件，说实话也根本无菜可带。经常是到售饭窗口花一分钱买一勺咸菜豆腐汤，当然豆腐是看不见的，咸菜有几片，浇在饭里，泡泡，几口就吃完了，这养成了我吃饭异常地快的习惯。现在吃饭也是如此，常常遭爱人责备。有时一分钱都没有，就只能拿了饭盒，悄悄地在学校旁的河滩边，三口二口将饭吃完，洗了饭盒才回教室，有些同学会带菜，有些同学，尤其是在洋心洼镇上的和下放干部的子女，他（她）们会花五分钱或一毛钱买个什么炒菜或什么蒸菜。我不太关心，因为这些与我无缘。他（她）们把带的菜或买的菜放在课桌上，慢嚼细咽地品着，那个时间段，我没有特殊情况是不进教室的，一是，不想看见他（她）们的眼神。二是，不想让他（她）们，有拿眼角扫视我的机会。当然，主要是想捍卫一下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虽然是很艰难，但从内心来说，从来没有想过，因为这样的生活，去向父母索要过什么？或责怪于父母没有给予自已更好的生活条件。与父母、兄长通信总是报平安。从无半句报怨。直到我自己的孩子去外地上大学，每个月给他汇生活费（听别人说每个月要多少多少钱），孩子很节俭，总是要的很少，我总是怕孩子不够用，要劝孩子多花点，可孩子总说够了够了。但我总是不放心，这可能就是一种当年留下的那丝隐痛，是一种补偿的心理。
放学回到家，烧自己吃的，烧猪吃的。找鸡下的蛋。因为鸡是散养的，鸡蛋不知会下在什么地方。猪圈旁，有一个堆杂草的地方，大都数鸡蛋是下在那里，但有时也会下在田里或屋后的树根处，鸡蛋一般情况下是不吃的，需要攒起来，满十个或二十个，就拿到小店里去卖换些日用品、笔和纸一类的东西。若还有结余，就用作伙食费。偶尔家中来客，或有同学来访，才舍得炒二个鸡蛋或者炖个蛋什么的。可怜我养的那头猪，早晨喂了一顿后，我便去上学，晚上等我回家后才能吃上第二顿，有时饿了，便翻墙逃跑，自己外出找吃的，我常常回家顾不上烧吃的，先要去找猪。记得有一次我找了近二个小时，才在一个小河滩的芦苇丛里找到它。猪可能也饿了，跑不动了，仰或也可能听到那熟习的我的呼喊，口中呼呼地低声呜叫着，伏在那儿，我己筋疲力尽。我坐在河滩上，它伏在芦苇中。我们就这样喘着粗气，彼此看着对方，对视着。我如同傻了一般，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我仿佛才醒来，泱泱地赶着猪回家。一路上，那种孤单无助的情绪紧紧的缠绕着我，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眼泪禁不住往下流，我年龄不大，但我知道无论生活多么地难，这日子都得过。虽然时常禁不住流泪，但那又能怎么样？生活会因为你流泪而改变吗？
多少年以后，每当回忆起这段往事，当时的场景竞依然那样清晰：灰色的天空，惨白的月亮，芦苇在秋风的吹拂下摇晃着渐黄的身子，发出瑟瑟的声响，我只是傻傻地看着，也许，我真的看清了这一切，否则，几十年后，回想起来不会这样逼真，也许，我只是把它印在了心里，每当那一缕月光照在我身上，或是，那一阵秋风，又掠过我的脸庞，那泛黄的底片，便会显现出来。我的眼中，便情不自禁地充满泪水，为父母，为我们的大家庭，为我自己，为那已经过去了的，却不能忘却的一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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