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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康有为，还是光绪，都没有意识到朝廷人事问题的敏感性，相反，在九天后，也就是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在紫禁城处理完政务后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准备劝说慈禧，请她同意开设懋勤殿，无疑是往慈禧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康有为对于改革的总体设计，本来是开制度局，“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而他自己，无疑是天底下最大的“通才”，所以，康有为的全部政治目的，不外乎是在皇帝之下，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议政机构、一个帝国的“参谋本部”，根本不是像日本那样，建立一个议会制度。然而，康有为本人连一天的从政经验也没有，他那些美妙的理论，对于这个积弊已深的帝国来说，也不过是一些表皮功夫，他有的，只有一腔热情和一些书本知识，而他向朝廷提供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所谓经验，也不过是他个人的理解，与明治维新的实际进程相去甚远。所以即使变法成功，帝国的变化，也仅限于一些政府机构改革，在制度局之下设立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这些专局，发行纸币、改穿西服这些表层方面，充其量是开明君主专制，而根本不可能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制度局的设想铩羽而归，六月初六（7月24日），梁启超代李端棻上奏时，又提出开设懋勤殿，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他们天真地以为，“一达天听即可居高”，以为哥儿几个一商量，这天下的事就定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他们一无所知。
慈禧当然懂得，开懋勤殿，无疑是踢开她的政治班底另起炉灶，或者说，这本身就是造反，是政变，是对她经营大半生的政治成果的彻底颠覆。变法也已经不再是变法，而是夺权。
假如他们以为开懋勤殿这一设想能得到慈禧太后一如既往的默许，那就太异想天开了。慈禧这个被摸了屁股的老虎，终于对光绪大动肝火，怒斥道：“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当他们终于在慈禧那里碰了钉子，才突觉大事不妙。七月三十日（9月15日），也就是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第二天，光绪破例召见了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并颁下一道密诏，密诏说：
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
杨锐是这样回答皇上的：皇上是太后所立，大权在太后手中，光绪宜将顺太后之意，行不通处，不宜固执己见。光绪说，要变法，就要全变。杨锐答道，变法“宜有次第。光绪说，要尽除旧党，杨锐答道：进退大臣，不宜太骤。
从杨锐的对答来看，在维新派中，杨锐算得上一个明白人，知道急躁冒进，只能是欲速不达。后人说：“拿一个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光绪，他未免显得太幼稚了。他就像巴金小说里那类书生气十足的革命青年，一头扎在书本里”，“他只热衷于梦想……以求实质性地改变，而不是追求快刀乱麻式的形式上的变换。然而，光绪毕竟太年轻，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了解太少，他追求的恰恰是简单易行、痛快淋漓的后者”。
……
他不知道，咸丰去世那年，势单力孤的慈禧是以怎样的意志战胜自己的政敌，“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他不知道，权力就是慈禧永远不能碰触的老虎屁股，只可如杨锐所说，慢慢进行“和平演变”，而不能强取豪夺。只要了解了慈禧的心路历程，就会明白这样的剥夺意味着什么。
对于慈禧来说，权不仅是权，那是命，倘没有了权，她断然无法活到今天。因此，权力是她生存的保障，也是她生存的全部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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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要的是变法，但他带来的，却是慈禧与光绪的反目。他无力控制国家的局势，却实实在在地控制了慈禧与光绪的命运，这一点，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光绪，还是老谋深算的慈禧，或许都不曾想到。
从此，系在慈禧与光绪之间的那个死结，永远也打不开；而帝国政治变革，也在那个寒风萧瑟、人头落地的深秋里，被系上了一个大大的死结。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元1898年10月6日）晚接受香港最大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记者采访。采访中，他痛骂慈禧，说她只是一个妃子，并不是光绪真正的母亲，更重要的，他声称，光绪还有一份密诏，是给他本人的，内容是让他去英国求援，以恢复光绪的权力。
他还以工部主事的名义给英国驻华公使馆草拟了一份照会（不知是否发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康有为未刊文稿缩微卷，在这份照会中，他称慈禧为“伪临朝太后”“淫邪之宫妾”：
……
这份照会，颇见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风格，文笔犀利，字字见血，直刺得慈禧太后体无完肤，然而，酣畅之余，康有为忘了一点，那就是光绪皇帝的安全。此时光绪已成慈禧案板上的鱼肉，不要说帝位，连性命都难保，如果真的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康有为应当强调的不是光绪对慈禧的仇恨，而是对慈禧的忠诚。他这一番言论，虽然自己痛快了，却把光绪往火坑里又推了一把。假若不是他太过自私，就只能说明他没脑子，他的政治智商，不是零，而是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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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向荣禄举报康党的兵变计划，是不得已而为之；康有为到处宣传的所谓密诏，则是主动的出卖。
正是那份传说中的密诏，使得慈禧对光绪的爱彻底转化为无法冰释的仇恨。
王照说：“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而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此实终古伤心之事。”
茅海建先生说：“康有为到达香港、日本后，频频公开刊布其伪造或改窜的‘密诏’，并对慈禧太后加以诬语。此举虽可自我风光一度，然羁押在北京的光绪帝却因之陷于不利。这是康自我发展的政治需要，也是其政治经验幼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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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康有为的那份自得形成对比，菜市口，秋风落叶中，随着刀光闪过，六股热血从各自的身体里喷涌而出，飞溅在已被冻硬板结的土地上。这六人是：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从此，帝国百姓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还活着的维新党人，早已无心去分辨康、梁在各自追述中，掺杂了多少的修饰与谎言。
黄彰健先生说：“不加审讯而杀六君子，这正好方便了康、梁在海外的活动。”
从此，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慈禧最终落得了一个骂名，铁案如山，以她的微弱之躯，想翻也翻不动。
慈禧的形象，从此十恶不赦。
实际上，变法失败后，慈禧严格地控制了清洗的范围，一大批积极推行变法的地方官员，她都网开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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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那个血雨腥风的深秋，慈禧又一次成了胜者，同时，她也成了最大的败者。说她成功，是因为她成功地化解了危机，维护了她的权力；说她失败，是她失去了所有的亲情，并且几乎丧失了一个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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