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中的女人 7

（接上回我生命中的女人 6）

7．儿子

老大享有母爱六年了，也该轮到我出生了。

这期间，父母两人似乎又心不在焉了。在没有计划生育的年代居然脱空了六年！这个疑问在无意间听母亲和别人说起时得到了解答，大意是母亲一心紧衣缩食筹备造房子而无心其他，况且那段时间粮食渐渐成为头等大事。也有过一次“意外”，母亲硬是用多种近乎“自残”的手法将我二哥(我母亲说她命宫里只有儿子)流掉了，原来母亲说我“还好是老二”是有出典的，我差点成了老三（并非不将姐排行在列，只因她是女孩）。

我不光差点成为老三，还差点夭折在起跑线上。

怀我的时候，母亲想故技重施，终于被外婆发现，这次，外婆以保护身体的理由劝住了。外婆说不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之类的话，估计能说“身体是造房子的本钱”，这样，母亲才打消了不让我出生的念头。据说我是掉在马桶里的（这决定着一个人今后的发展格局，但不是我能左右的），母亲有可能受到了惊吓，居然又不想要我了，叫父亲将马桶盖盖上。父亲说这小子来得蛮巧，正赶上分夏粮（小麦上岸），母亲才勉强作罢。还好有亲爱的父亲在，否则我就不是“我”了。

母亲对我另眼相看缘于一次带我到苏州看病的经历。

她将熟睡的我放在了车站的礼拜凳上，路过的几个城里女人看到后一阵惊叹：“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标致？”问我母亲，“你的？”母亲点头。城里人愤愤不平：“乡下人怎么生得出这样好的孩子？”母亲的自尊受到极大的挑衅，生怕被人抢了似的抱起我，怼了人家一句：“乡下人为啥不能生标致儿子？”城里女人讨了个没趣，不甘心败在乡下女人的嘴上，走前不忘甩一句：“喔呀呀，希奇不煞哉！”从此，母亲以我为荣，当然也仅以我漂亮这一点为荣。

带我到苏州不是去旅游，是去针灸。城里有一个诊所能治我的腿疾，只是收费贵，一次3块钱！1960年，3元钱是什么概念，有点年纪的应该有体会，没体会的可以去换算，经济方面我没天赋，恕我偷懒不算了。

为了我的病，母亲还请了算命先生，前半段听上去好得不得了，后半段就让人沮丧了，主要是说这孩子养不牢，如果养得牢，也一定要带破相。

明知是江湖诀，但母亲愿意相信。我也愿意相信，如果我是有来头的，那么我有可能一直在关注这个家的悲欢离合，只是拿不定主意什么时候降临，结果错过了当老大，也就失去了避免母亲决策失误的机会；终于下定决心了，结果“下”得太快，可能在空中划出过一道亮光，不光自己掉在了马桶里，还把母亲吓着了，所以母亲又不想要我。不能成为老大，在帝王之家往往是很危险的，很可能被太子灭了，不过我哥仁慈，即使当了太子，如果没有卖婆之流的撺掇是不会下死手的；当然也有可能我受人蛊惑想争夺老大位置而自取灭亡。想想真可怕，还是生在百姓人家吧。

母亲为什么要把这段故事告诉我呢？她就不怕将来我不孝顺她吗？我想，她可能就是要我相信一点：儿啊，这就是命，怨不得谁！可是，母亲这话对我来说，影响远不止这一点。有时我仰望星空，觉得自己肯定是天上哪颗星宿下凡，注定要来干一番大事，甚至还觉得我不会死。这样的自信随着年龄的增长，如同一棵树，春天茂盛的绿叶已经被秋风吹落得所剩无几了。有时看着阴雨绵绵后泥泞的路面，感觉一切都是错误，我是在错误的时间来此尘世经受磨难的，至于产生“错误的地点”的抱怨，一直要到因农村户口而失去很多资格时才滋生。

经过苏州那家姓殷的私人诊所的针灸，我能站立了，但右脚肌肉萎缩，一瘸一拐地严重影响别人的视觉效果。还好，有张漂亮的脸，所以我后来给自己定位，我是次品但不是废品。变成次品不是父母的问题，刚出生时我一切都好，阿姨(母亲的表姐)很喜欢，想要把我过继给她，周岁后出了意外，过继的事就无限期搁置了。

意外缘于一次高烧。蒋先生(村里唯一的医生)在我小屁股上打了一针，我就被放在外婆家了。晚上母亲接我回家时，外婆对她说：“今天不对，以前很乖的，今天一直哭。”母亲抱过来，发现我的右腿像断掉的一样。找蒋先生问，蒋先生认为，他打的针是治高烧的，腿的问题和他的针无关。那时又没维权意识，也没维权机构，我父亲也没产生过利用手中权力的想法。后来都说是“小儿麻痹症”，相似的病例很多。没有经过鉴定，真的很难说，即使是那病，蒋先生的那一针起码也算是个诱因，放到今天，不作点补偿是说不过去的。父亲也认为蒋先生一毛不拔是说不过去，不仅那一针是他打的，还因为我曾祖父对他有恩。他当初来阳澄时，只有一只药箱，一个烫了头发的女人，女人手臂上挽了一个包裹。收留他们，并帮他们开起诊所，曾祖父是首功。应该说，有了我曾祖父，然后才有蒋先生在阳澄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生了二男一女，造起了乡下没有的洋房，还有水门汀的地面。但是蒋先生不感恩，更不想承担责任，他肯定担心，一旦承担，有可能要承担我一辈子。其实他多虑了，我父亲连面都没出，母亲后来也没说过二话。但母亲背后说，“行啥良心，过啥日脚”，此话似乎成了谶语，蒋先生那个很漂亮的女儿眼看要开花结果了，却不知何故竟上吊自尽，小儿子后来精神失常。我父亲后来说，其实蒋先生没什么医术，连赤脚医生的水平也没有，充其量会量个体温，打个针。“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叫他看病呢？”我问，父亲说，他搞得到青霉素。后来青霉素不希奇了，蒋先生的神话就穿帮了。

苏州去针灸终于没能坚持下去，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一点也不怨恨。一周去一次，一次3元钱，外加车旅费，这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母亲解释，主要是父亲被调到南片去做书记，没有时间。母亲又不识字，苏州兜不转；还有农忙，这是乡下人的桎梏!

残就残吧，有了破相起码可以活着。但四岁多时，我开始表现出一些潜质让人称赞，母亲渐渐自豪起来，如果她有文化，那她肯定会说，她对老徐家的基因改造注重的是内存素养，而不是外表。

赞美来自我家隔壁姓蒋的地主。我的小眼睛里，他就是个好玩的老头，长得很有特点，会拉二胡。我常常忍不住去听他拉，听众也就我一个。母亲一再关照，坚决不能吃他们的东西，但“听”应该可以的吧？一个四类分子，有一个村支书的公子做听众，对蒋地主来说应该算他三生有幸。一个愿拉，一个想听，发展下去，这个故事好像要向“音乐无阶级”这类比较高雅、小资的方向发展了。是老头自己作骨头，偏要将故事拉回到有关阶级斗争的通俗文学上来。看我听得入迷，老头吊我胃口，停了手说：“猜猜看，我今天看见一个小孩，很奇怪，一只脚长，一只脚短，你阿晓得是啥人？”我很快回答他：“我也看到一个奇怪的老老头，瘦么瘦格，还生个大鼻子，通红通红的……”我不高兴地走了，差点说出“像只瘦狗”的骂人话。蒋老头后来对我母亲一个劲地称赞，说我居然不骂人，不吐唾沫，“小小年纪涵养功夫超过大人，不得了!”算他拎得清，主动告诉我母亲，我既然能对付他这番话，他应该清楚，我肯定能将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告诉我父母。我这点本领我哥领教过的，有几次他挨揍就是我如实汇报的结果，哥说这叫“嗲嘴”，是叛徒的行为，我当时还不懂什么叫叛徒，只知道不能骗父母。蒋老头不愧是地主，抢在我“嗲嘴”之前澄清此事，摆到台面上说，充其量是在和我“白相相”，也可以说是帮我父亲以反面角色的身份测试一下“接班人”的智商。

蒋老头的玩笑虽说比较小儿科，但一老一小都没说破，还算有点技术含量。当着面以身体缺陷作名字叫的，那就显得没文化了。村里有一位姓曾的，好像和我父亲关系不错。我都超过十岁了，他一见我还叫“小坏脚”。看他是我父亲同辈，先前还只当没听清，后来我就失了涵养，拿他的绰号直接回敬他。因为没了好感，就连他那漂亮的女儿我都不感兴趣了。父亲听说后，嘿嘿一笑，吐了一个字：“该!”母亲脸上有了阴云，估计她是怕我把未来的老丈人们都得罪了。

以别人的身体缺陷取笑人，这类现象当时司空见惯，做的人没意识到会给人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刚上高中时，同学间还不熟悉。有一次我从宿舍去教室，走廊里有好多镇上的同学在闲聊。有个同学看见我就喊：“一二一，一二一……”他的方法比赵本山早几十年，或许他俩有相同的艺术细胞。如果我是范伟，我就会按他的口令一步一拐地转起圈来，可惜我不是，更不是在上春晚，因此没有义务协助那位同学完成这精彩的节目。我目不斜视，朝着教室走去，如入无人之境。那位同学后来还问我抄过作业，显然他是不计较我们之间有过不愉快，也或者说他已经记不得了。

为什么伤害过别人的人反而容易忘记？我思考过这个问题，得出一个观点：坏事做多的人容易淡忘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做得多了，所以也就记不得对谁做过什么事；难得做坏事的往往记忆深刻。

对于同学的嘲弄，当时很生气，时间长了也就不觉得有多么伤心，在同学中重提一下是把它当下酒菜看待的。伤心的是自己尊敬的老师不经意间也做出类似的事！有一次，我去办公室交作业，听到里边几个老师在聊点什么，隐约感到味道不对，就放缓脚步。原来他们是在“统计”学校有多少个腿脚有毛病的学生，可能漏了一个，有人补上了，便暴发出一阵笑声。我听得最清晰的是我的数学老师，她的声音本来觉得很好听，但这次听到却觉得十分的尖利。虽然不是指名道姓在说我，但我肯定，我没被漏掉，没漏掉也许就有她的功劳。我退了回去，如果我进去，不晓得他们会 如何收场？也许他们不是故意的，但在我听来，这个笑声特别刺耳，这是我两年高中生活中最伤感的一件事。同学可以有少年不懂事的理由，你老师应该有点恻隐之心吧！四十年后同学聚会，我在《在路上》和《九·二四活动散记》中以满腔的热情表达了对同学情的怀念和对老师们的感恩，文字中已将不快的记忆和伤心的经历剥离了，留下的都是美好！

这个经历后来成为我当老师的警示：我可以水平不高，我可以批改作业偷懒，但坚决不能伤学生的心！

老大说我会“嗲嘴”，其实我是有选择的，像这类令人伤感、气愤的事我不会告诉父母的，因为他们听了只会伤心。母亲即使知道，伤心归伤心，也不可能去向别人宣战，而把好“人缘”毁掉。这是她的原则，不要说我，即使是作为家里的长子，我哥也同样得不到这方面的庇护。

老大有一群伙伴，母亲背地里一直称他们为“搭鸡精”（读了《封神榜》才知是“妲己精”），因为老大一般不会主动做坏事，但一被他们“搭走”，那绝对不会有好事。有一次，老大和他们去人家的竹园里偷笋，拿到我家补充能量，用了两个鸡蛋，喝了烧菜的黄酒。母亲一回家就发现，自然就问我，我自然如实汇报，老大就挨了一顿屁股。“搭鸡精”泛指一个角色分明的团队，统领是“天哥”，军师是“剃头匠”，先锋是“白胚”，我老大叫“戆张飞”，只好排副先锋。几位绿林好汉头天的酒没喝够，第二天想来个精彩回放。没叫上“天哥”，是因为有军师，军师要跳过统领是因为统领家的竹笋更多。这一次事情闹大了，统领直接扛了把锄头把我家的破门砸了个洞。统领不去砸那几家的门，专砸我家的门，说明那几位已经做了“叛徒”，老大这下就是跳到前浜港里也洗不清了。这次不用我“嗲嘴”，面对门上的洞，老大想坦白从宽，结果被母亲拦腰一挟，挟到“天哥”家门前，一阵鬼哭狼嚎，直到“天哥”娘也将自己儿子打了几下，母亲才住手。

母亲没文化，可心里明镜似的。我的委屈和老大的闯祸性质是不一样的。老大的事不光涉及人缘问题，更关乎社会影响，无数双眼睛盯着我父亲哪。至于我的委屈，是我一个人的事，而且母亲有把握通过她的疏导使我的心里充满阳光。她的绝招就是——“忆苦思甜”，实际就是讲过去的事。不要小看母亲这一招，也别以为我傻得老是中招。母亲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的委屈有你爷爷冤吗？你的委屈有你父亲大吗？

我认识到我的委屈不只属于我一个人，要到08年奥运会时。外国记者发现，奥运会期间，大街上一个残疾人都没有。事实再清楚不过，“北京欢迎您！”肯定不属于残疾人的责任。残疾人要参与，就等残奥会吧。世界级盛会上看不到，各级领导中的残疾人也几乎看不到（残联不算，残联的领导岗位健康人不好意思坐；有些领导干部的残疾，是战争造成的，属功臣级的，再说致残后，职位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按我们的习俗，罗斯福、金大中都不可能当选为总统。在中国，弄个残疾人当领导人，健康人情何以堪？这当然是中国的国情，也应该算是中国社会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由此说，我应该谅解有关老师的。

母亲不是不关心我，是她实在不允许自己心有旁鹜。她不太想要的来了，她最想要的却珊珊来迟。

2018-05-23(下一回我生命中的女人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