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部《三国演义》，那个夹在东汉与西晋之间的、魏蜀吴三国并立且仅存在了60年的分裂小时代，一举成为了自夏商周起直到元明清的近4000年间最为国人所熟知，也最让人喜闻乐见的朝代。人们喜欢三国，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可能是因为那些英雄的悲欢合散，也可能是因为在历史大势之下无论顺逆皆成章法的气度俨然……反正三国未必人人爱，但爱三国的总能很容易就找到自己钟意的理由。

三国能大火，演义居功至伟，但也为那段历史涂抹上了太多非真实的元素

但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背后，又掩盖了多少被人们所忽视的真像呢？

这里随便举一个例子。

曹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大将邓艾伐蜀，虽兵临成都城下，但受到蜀将姜维、霍弋和阎宇所率近8万大军的三面围攻，形势一度岌岌可危。但被困城中的后主刘禅在谯周的劝说下却果断投降，这种“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的景象曾让无数人迷惑不已，更引得无数人对刘禅的无能废材愤愤不平。

但事实上刘禅速降的理由非常强大且让人无法反驳，这一点在史书中写得明明白白：

“（刘禅）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后主传第三》）

啥意思呢？就是按照刘禅投降时向邓艾献出的户籍簿册显示，蜀汉这个占有今云南、重庆全境，四川、贵州大部，陕西、甘肃南部，广西西北部及缅甸东北部、越南西北部的疆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割据政权中，编户在籍的总人口才刚过百万，平均每平方公里上都未必能划拉出一个人来。

在今天仅是一个四川就有近亿人口，所以我们很难想像当时的蜀汉人口匮乏到了何种程度。更何况经过了连年征战，青壮男丁死伤惨重，还剩下的那近15万不事生产的兵、吏恐怕没少拿老弱病残充数，而且平均每一人只有6个更加老弱病残的百姓拿血汗供养。

刘禅为啥乐不思蜀？既然已经命中注定，不如坦然接受现实罢了

所以早成了强弩之末的邓艾部，才能动辄就歼灭数千、数万所谓的蜀汉“精锐”，所以刘禅才会在看似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果断出城投降。

这样的国度，早就油尽灯枯，能撑到此时才亡，已经算是福大命大了。

事实上在魏蜀吴三国中，蜀汉能立国并挺过43个春秋，在某种程度上都算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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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无论在正史还是《三国演义》中，三国鼎立局面的诞生都源自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定三分”。

事实上因为实力太差，《隆中对》也只是诸葛亮作出的一个无奈的选择

但其实我们要是仔细研究一下《隆中对》，就会发现诸葛亮其实是替刘备做出了一个无奈的选择——跟曹操争夺最兵精粮足也最有一统潜力的北方纯属活腻歪了，江东早就被老孙家打造成铁板一块，要是蹲在荆州那块四战之地没准得一天被拆三遍家，咱哥俩要想找块地盘落脚安家，也唯有益州可选了。

可益州要真是个好地方，那为啥刘璋一听说刘备要来，立马激动得要死、恨不能腾云驾雾也得赶紧把这位皇叔拽进自己家里来？

能登上汉末那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竞技场的，就没有一个缺心眼的，哪怕像刘璋这样的“二代”也同样如此。那他为啥非得要干出引狼入室这种在我们看来就是自杀的行为？

因为当时的益州看似花团锦簇，实则危机四伏。

益州作为一方势力出现在汉末诸侯相争的大舞台之上，始自刘焉入蜀。然而刘焉虽然贵为刘汉宗室，在雒阳做过宗正、太常等贵官，但到了益州之后却很不受当地人待见。

刘焉亲手点燃了益州内争的导火索，并不停地煽风点火

为啥？因为巴蜀之地受地理等因素影响，向来闭塞，而且非常排外。偏偏自黄巾之乱以来，大量来自今陕西、河南等中原地区——主要是司隶三辅（扶风、冯翊、京兆）与荆州（南阳为主）的士民为躲避战祸纷纷逃往相对安定的益州，并与本地土著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而刘焉哪怕顶着皇帝亲封的阳城侯、益州牧的头衔前来，可在益州本土派的眼中，依然是个地地道道的外来户，能待见他就有鬼了。

刘焉也是个狠人。既然本地人不待见他，就明目张胆的排斥本土派并大肆招揽中原士人为己用，并征发了大量外地流民组建新军，号称东州兵。

于是益州的主客之争愈演愈烈，其高潮就是刘焉大开杀戒，连斩益州本地士族、豪强十余家。这就使得在当时的连年战乱中看似一片祥和乐土的益州，事实上早就处于火山爆发的边缘。

等到刘焉病死、刘璋上位，这座火山就爆发了——益州本土派的领军人物赵韪悍然发动叛乱，一度差点将刘璋掀翻。幸亏当时的主客矛盾已经激化到无法化解的程度，面对失败就会被斩尽杀绝的下场，东州兵拼死血战，终于干掉了赵韪、保住了刘璋。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凭五斗米教崛起的张鲁又趁火打劫跟刘璋翻脸，遂割据于汉中，使得益州与中原的主要沟通渠道近乎于断绝。

刘璋并不蠢，只能能力不足以独镇益州而已

在这样危险的形势下，刘璋被迫亲近和接纳了部分本土派，结果却招致了本土派和东州派更大的不满。双方都渴望改变现状，所以才有了刘备这条“鲶鱼”想要入蜀时，益州各方势力表现出的那种诡异且不合常理的态度。

对于东州派来说，刘备也是外来户，算是理所当然的盟友和援军。而对于本土派来说，这个大耳朵皇叔也是天下诸多势力中，唯一能让他们勉强接受的外来者了。

为啥？因为在当时最强大的曹操集团，其核心班底来自于谯县曹氏、夏侯氏与颍川士族的联合体，其余人等均属于凑数打杂之辈，掺和进去了也没有任何前途和出路。江东孙氏集团则完全由孙坚旧部与江东大族子弟组成，堪称是水泼不进针扎不透，就算益州主动投靠过去也上不了台面。唯独刘备不同，这厮因为家世背景的缘故起点太低，起家时几乎没什么班底，只好一路溜达一路划拉，什么歪瓜裂枣都不嫌弃，部下简直就是一盘大杂烩。

像关张虽与其亲近，却无治政之才；诸葛庞统虽才华横溢，但根基太过浅薄；简雍糜竺之辈虽追随刘备日久，但才不堪大用——也惟其如此，益州人士投入其麾下之后，才会不愁不受重用，也不会动辄撞上升官发财的天花板。

所以才有了刘备一到，益州上下立马敲锣打鼓的热烈欢迎。哪怕后来还是打了一架，益州方面无论是本土派还是东州派都打得三心二意，最后哪怕依旧兵精粮足，刘璋却只能无奈的献城投降，让刘备近乎兵不血刃的接收了成都。

曹刘孙三方势力中，唯刘备拉起的团队最草根也最接地气，故而实力也最差劲

甭管是诸葛亮神机妙算还是歪打正着，对于刘备来说益州的确是在当时最好的选择，也是惟一的选择。

所以甭管这条路上埋着啥雷，这对君臣也只能闷头趟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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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所以无论刘备拿下益州拿得多么轻松加愉快，曾经困扰过刘焉、刘璋父子的那些难题，比如主客之争并不会因为他的到来而化于无形。相反因为刘备麾下那盘大杂烩的到来，使得蜀中的权力之争变得更加的多元化、复杂化，也更加的激烈化。

而刘备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简单来说就是“稳元从，拉东州、压土著”这九字方针。

刘备可不是啥老好人，这厮发起狠来，心黑着呐

比如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自立于益州后搞的那次论功行赏中，这一方针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先主复领益州牧，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第二》）

在第一等功臣中，诸葛亮（籍贯琅琊）、关羽（河东）、张飞（幽州）、马超（扶风）、糜竺（东海）、简雍（幽州）都是刘备的元从亲信，唯有法正（扶风）、许靖（汝南）是原益州旧僚，但也是妥妥的外来户、东州派，蜀中土著干脆连半个都欠奉。

第二等功臣中，刘巴是零陵人，董和出身南郡，李严的老家在南阳，费观籍在江夏，吴壹（也作吴懿）的出处更是远在陈留。在被保留下来的刘璋旧人中，能明确为益州出身的，只有黄权（巴西）与彭羕（广汉）。而且前者初期未得重用，仅位列偏将军；后者因遭刘璋流放而不得不主动投靠刘备，这才得以鸟枪换炮，成了刘皇叔不拘出身用人才的典型。

甚至为了拴住东州派使其不至于离心，刘备干脆迎娶了东州派首领吴壹之妹，并在称帝后立之为后。不过刘皇叔干这种事应该没啥负担，反正这厮娶媳妇的理由从来不会是“因为爱情”，像什么糜夫人、孙夫人之所以能进门，都跟他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再多个吴皇后根本无关痛痒。

刘备的媳妇，基本都是因为政治需要才娶进门的

而益州土著派则近乎被刘备完全无视掉了，成了被严重边缘化的群体。

到了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因劝进刘备自封汉中王而受封赏的120人名单中，依然找不到一个益州本地人士的名字：

“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领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先主传第二》）

话说编纂了《三国志》的陈寿可是个如假包换的蜀人，但凡这份名单中有个把分量足够而且地位够高的老乡，老陈还能将其归入“等”的行列？

在两年后刘备欲称帝而例行搞的“劝进”环节中，初次必然被“坚拒”的劝进名单中，倒是出现了刘豹、向举、张裔、黄权、杨洪、何宗、尹默、谯周等人的名字，几乎清一水的都是益州本土士人。可到了正式劝进、也就是刘备必然答应称帝的那次，有资格名列史书当中而非用“等”糊弄过去的，又变回了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太常赖恭、光禄勋黄柱、少府王谋——这其中除了位列最末的王谋外，全是刘备的元从班底和东州派。

这就更加凸显了益州本土派在蜀汉权力构成中完全靠边儿站的尴尬地位和现实，当然无法令其满意。

不满意了，当然要搞些事情。

能将益州本土派踩在脚下且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才是刘备的本事

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发大军攻伐张鲁，与汉中唇亡齿寒的益州顿时大乱，冒出了无数“蜀奸”想给老曹当带路党：

“（曹操）居（汉中）七日，蜀降者说‘蜀中一日数十惊，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第五十九》）

对此刘备的反应非常激烈，这位向来以仁慈面目示人的刘皇叔终于显露出了乱世枭雄的本色，不但在成都大开杀戒，而且还大肆劫掠田产浮财，狠狠的割了一把益州本土士族、豪强的韭菜。

经此一劫，益州本土派元气大伤，再也无力跟那些外来户相争。直到诸葛亮病逝、刘禅主政之后，因为元从派和东州派人才凋敝，像马忠（巴西）、王平（巴西）、张裔（蜀郡）、张翼（蜀郡）、杨洪（犍为）等益州士人才逐渐登上权力中枢，并受到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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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在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决定北上伐魏、克复中原前，曾上书后主刘禅，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

《出师表》看似诸葛亮的北伐宣言，但更像是政治遗嘱

在《出师表》的一开篇，诸葛亮就毫不避讳的指明了蜀汉所面临的严峻局势：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第五》）

其中“益州疲弊”四字，可谓是点睛之笔。

此时距蜀汉立国不过6年而已，正应是开国气象正盛、国势蒸蒸日上之时，咋就突然间“疲敝”了呢？

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给蜀汉规划的先取荆州立足，再取益州成鼎足之势继而图谋中原的战略构想，已经完全乱了套。

其时荆州已失，东西两路大军联手北伐的部署已成泡影。同时因为夷陵之败，不但使得蜀汉与曹魏、孙吴的军事力量对比出现了严重的失衡，更使得联吴抗曹的总体战略在短期内失去了实施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因为刘备的猝亡，使得蜀汉内部本就不安分的各方势力，再次蠢蠢欲动了起来。

蜀汉能立国，全靠刘备的威望，在这一点上诸葛亮比他差远了

比如身为益州本土豪强的彭羕居然跳出来公然辱骂刘备，还煽动马超一起发动叛乱；比如东州派的来敏不但公开反对北伐，还危言耸听，造成朝野上下人心动荡；再如本是元从派的廖立，因自己未受重用就牢骚满腹，不但公开指责诸葛亮、关羽无能误事，最后连刘备都被他骂了个狗血淋头。

对此诸葛亮毫不客气——斩彭羕、罢来敏、逐廖立，虽然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但却治标不治本。

如何给国内的不满和怨气找到个合适的发泄渠道？诸葛亮给出的办法就是以攻代守，出师北伐，以外战平内忧。

在《三国演义》中，将诸葛亮北伐总结为“六出祁山”。但事实上诸葛亮对曹魏发动的进攻战只有5次，而以祁山为主要战场更是只有两次，当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诸葛亮可是打着“克复中原，复兴汉室”的旗号发动的这一系列战事，但他显然未能完成这个目标，这能算是这位神机妙算的卧龙先生的失败吗？

算是，但也可以说并不是。

可能打一开始，诸葛亮北伐的真正目的就跟什么兴复汉室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是为了尽量维持和延续蜀汉的国势与国祚。而北伐，不过是他为尽人事，听天命的而做出的最后的努力，也是他对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承诺的践行方式而已。

为啥？因为相比魏吴，蜀汉的实力差得太远了，远到了非人力可以扭转的程度，远到了……简直让人没法看的程度。

看似三国鼎立的局面，实则在硬实力上有着天壤之别

就拿地盘来说，原来东汉本有13州之地，结果被曹操三下五除二的抢跑了司、豫、兖、徐、青、凉、并、冀、幽总共9州，此外还占有荆、扬2州的一部分。在此基础上，曹操又分出司、凉2州的部分土地，增设了雍、秦两州，因此曹魏共有13州、93郡。

孙吴则占据了今天的华东、华南和华中的部分土地，为原东汉的扬、荆、交3州之地，后又增置了广、郢2州，合计有5州、40余郡。

而蜀汉呢？手头上就益州这么一块地盘，后来可算从曹魏手里抢到了汉中，于是将其与益州北部合并，增设了梁州，这才总算有了2州之地，辖22个郡。

根据后人估算，曹魏极盛时疆域面积超过了400万平方公里，东吴则接近150万平方公里，而蜀汉仅有106万平方公里，刚够老冤家的四分之一。

而且浓缩的还未必是精华——众所周知在宋元之前，以一条长江为分界的北方地区才是华夏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是天下最精华之地。这里盛产世间最好的人才、最多的钱粮、最善战的勇士和最灿烂的文化，在那时无论任何人占据了北方，几乎就等同于拥有了天下。

尤其是在汉末三国时期，还未经过东晋南北朝和南宋两次大开发的南方，在各方面的实力和潜力连北方的零头都赶不上不说，还有大片大片的地区处于洪荒状态，渺无人烟。若非曹魏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总有人试图拖后腿，他们也不至于花了60年的时间才一统天下，而且还被司马氏鸠占了鹊巢。

不过就算是在当时显得非常落后的南方地区，也有优劣之分——孙吴占据的东南沿海地区在人口繁衍、发展经济和交通便利程度上，都远胜于蜀汉所在的西南地区。话说四川地区虽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始自于封闭且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因而往往成为乱世中的一方净土。可自汉末起，蜀中内战不绝、外争不断，使得民生凋敝、人丁不兴，真算不上什么创业的好地方。

若非内部也是一团糟，老曹早把这俩死对头灭了

所以哪怕是在蜀汉人口达到峰值时，也不过百万出头，那么曹魏呢？即便在其人口最少时，也相当于四个半蜀汉，或者两个孙吴。

面对如此悬殊的实力差距，除非诸葛亮真是神仙，他的北伐才可能打赢。

事实上当时的为上位者对此都心知肚明。哪怕是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兵将曹操打得痛不欲生、看似断绝了其一统天下的机会，这种实力上的差距也是无法填平的。

就像刘备曾对孙权说过的那样：

“议者见曹操失利于赤壁，谓其力屈，无复远念。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将欲饮马于沧海，观兵于吴会，何肯守此坐须老乎！”（《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第五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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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为了弥补这样的差距，蜀汉立国后长期主持国政的诸葛亮绞尽脑汁，采取各种方式试图增强国力。比如大力发展生产和贸易，鼓励生育以及缓和与西南夷之间的矛盾，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也使得这位蜀汉丞相至今仍受到四川人民的爱戴和怀念：

“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第五》）

蜀汉能立国靠的是刘备，能熬过43年才亡全靠诸葛亮打下的基础

然而哪怕诸葛亮再能干，要填平这种差距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比如一个新生儿从娘胎里爬出来到能当兵种粮服徭役，怎么也得20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蜀汉是否存在还两说呢，没准诸葛亮种下的“前树”，就得给自己的仇敌遮阴纳凉。

而要想快速发家致富的一条捷径，就是通过战争去掠夺，这也是诸葛亮不惜代价发动北伐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汉末直至三国时期大战频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争夺人口。

在东汉极盛时，全国编户人口规模一度接近6000万，所以那时候百姓的命不值钱，肉食者可以尽情的压榨欺凌。可是经过汉末黄巾之乱以及诸侯混战以后，大量的百姓死于战祸或流散于山野，使得魏蜀吴三国能够编户、也就是能持续为其提供钱粮兵员的总人口规模，也就在千万左右，这就使得那些老实巴交的平头百姓，一下子变得金贵了起来。

所以刘备败走当阳时为啥非得带着看似纯属拖油瓶的10多万百姓？什么仁义爱民的都是表象，实际上刘备非得带走的是他未来翻盘发家所必不可少的兵源和钱粮，这些东西对于刘备的重要性恐怕要比关张赵还要高。所以就算那些老百姓不想跟这位刘皇叔远走他乡，没准也得被刀枪加身而被迫离开。

而像刘备这样的聪明人，在三国时期比比皆是。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因在汉中败局已定，曹操在撤军前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将8万汉中居民紧急强迁到千里之外的洛阳和邺城。同时为了防止刘备趁势攻打武都，曹操又让雍州刺史张既将定居在武都的5万多氐人迁徙到扶风郡和天水郡一带。

把人都搬空了以后，曹操才好整以暇的焚毁民房和农田，来不及撤退的粮草也一并烧毁，就让刘备夺下了一座空城。

这张表不但显示了三国间巨大的实力差距，也揭示了战争可怕的破坏性

诸葛亮北伐时，掠夺人口也是一个重要的目的。比如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那次北伐中蜀军虽败，却“拔西县民千余家，还于汉中”（《三国志·卷三十五·蜀书诸葛亮传第五》）。后来姜维北伐也同样志在于此，比如延熙十七年（公元254年）时，姜维击破魏将徐质后，“拔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三国志·卷三十三·蜀书后主传第三》）。

而蜀汉不顾羸弱之躯，搜刮出最后一粒粮草和最后一个兵员，豁出老命来也要不断北伐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通过不断的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尽力维护国内安定团结的局面。

所以我们才看到诸葛亮5次北伐，出了一次是单纯的防御外，剩下的统统打进了曹魏境内。哪怕屡屡徒劳无功，也要闹得曹魏不得安宁，无暇筹谋灭蜀之计。

而在诸葛亮死后，所谓的“姜维九伐中原”，实际上主动伐魏的次数达到了11次之多，并取得了大胜1次、小胜3次、相拒不克5次、大败1次、小败1次的不俗战绩。

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是在诸葛亮死后蜀中再无大才的情况下，曹魏徒具巨大的战略优势却在近30年的时间里拿这个孱弱的对手毫无办法，大部分时间里只能被动应付没完没了的北伐。其二就是蜀汉本就孱弱无比的国力被连续的征战消耗到了油尽灯枯的程度，到最后哪怕在纸面上尚有一战之力，但被邓艾轻轻一推，就陷入了必然覆亡的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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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然而邓艾能拿下灭蜀之功，固然是实力使然，但蜀汉自立国起就此起彼伏不断的内部斗争，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堪称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邓艾能立下灭蜀之功，还得感谢蜀国内鬼的全力配合

尤其是那些益州本土派。

在诸葛亮活着时，还能威压朝中群丑惜命潜伏，不敢动作。可等到诸葛一死，无论蒋琬、费祎还是姜维均无如此威望和手段，于是这些人一下子觉得自己又行了，成了不蹦跶不舒服斯基。

比如蜀地大儒、西充人谯周，就和成都人杜琼、阆中人周舒等坑瀣一气，坚决反对北伐、散布蜀汉必亡的言论，并疯狂的诋毁和陷害姜维等主战派：

“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三国志·卷四十二·蜀书杜周杜许孟来尹李谯郤传第十二》）

等到邓艾伐蜀时，更是有大票的益州本土士人闻风即降。他们不但心甘情愿的给魏军当带路党，而抡起刀子砍昔日同僚、同袍时，下手比魏军还狠。

等到邓艾突袭成都时，刘禅本有东投孙吴或退守南中七郡的想法，并非一心一意想要投降。这时又是谯周跳了出来力主降魏，并通过一番舌战压服群“雄”，这才有了邓艾兵不血刃拿下成都的“奇功”。

而蜀汉灭亡之后，谯周因有“全国之功”而受封阳城亭侯、迁骑都尉，后又晋为散骑常侍，至今仍有谯公祠立于南充西山万卷楼景区之内。

带路的可不一定都是好人

从刘焉入蜀到蜀汉灭亡的近百年间，益州本土派不断遭受外来势力的打压和排斥，心中有所不满并试图有所作为倒是在情理之中。可问题是无论刘焉、刘璋父子还是刘备、诸葛亮君臣都不待见这些益州本土士人，这难道是巧合？

其实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些益州土著的私欲太重。

士族门阀虽然形成于魏晋，但在东汉时期就已初见雏形。他们在地方上称王称霸，垄断了大量的土地、人口和财富，形成了强大且顽固的势力，任何人想要染指或打破这一局面，都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而无论是刘焉还是刘备，都以一统蜀中为基本目标，这就与益州本土派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决定了双方只能为敌而无法结盟。

哪怕益州本土派一度被打进尘埃，但欲望这种东西，又怎能是凡夫俗子所能拒于身外的？比如人家曹魏搞出了个叫九品中正制的新玩意，居然是以各地士族为主导的选官制度，是不是看上去就很美、很让人乐不思蜀？

所以那些益州本土士人要是不想叛蜀降魏、去当带路党就有鬼了。

而事实上就算没有本土派当内鬼，蜀汉甭提挺进中原、复兴汉室了，就算是想继续苟延残喘下去，事实上也几无可能了。

蜀汉这场仗，是真没得打

毕竟就算没有邓艾，没有谯周，就算姜维能大发神威将魏军统统撵走，可下次人家再来呢？就凭蜀汉那10万歪瓜裂枣的所谓精兵，还能干点啥？

事实上自三国鼎立，天下真正的焦点就是魏、吴两国围绕着荆州打生打死。虽然在各种演义、传说的渲染下，蜀汉北伐中原之事被搞得好像挺像回事，但事实上对于曹魏而言，连挠痒痒可能都算不上。

若非曹魏内部也是一团乱麻，再加上有孙吴牵扯，恐怕蜀汉立国没几年就被灭了，哪怕诸葛亮再神机妙算也没用。

原因无他，实力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