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在一开篇，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谜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百多年中，曾经出现过多次主权债务违约浪潮，债务国一旦遇上政治危机或者经济萧条，一般都会宣布对外停止偿还债务。比如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和大部分的欧洲国家，都宣布暂停偿还债务。换句话说，一个主权国家成为“老赖”，这在二战前是很常见的，而且通常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是国家应对危机、让国内经济复苏的一种必要手段。
奇怪的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金融规则却悄悄发生了改变。这段时期全球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欧债危机等等。但是，不管受到怎样的外部冲击，也不管国内经济有多么萧条，那些负债累累的债务国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过“债务违约”这个选项。它们宁愿推行痛苦的紧缩政策、让国内老百姓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要继续还钱。这种做法，和大萧条时期债务国大面积违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来看一组数据。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一方面，中低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借入的外债持续飙升，2014年以后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高达1万亿美元，约为世界最穷的100个国家GDP总和；另一方面，这些庞大债务的违约率却一路走低，甚至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违约率也还不到1%。
这就奇怪了。就像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指出的，它们“为什么不违约？”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些债务国借得更多、还得更多，而且从不违约呢？本书作者指出，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重大秘密。
外币债务，比如拉美国家借入美元，这是实打实的债务，需要你拿实实在在的产品，通过出口创汇获得美元，再去还债。一旦你的外汇储备不够，那你就还不上钱。所以，只有借入外币债务，才能造成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债务危机。
唯一的例外是以希腊为代表的南欧国家。欧元虽然是这些国家的本币，但由于它们没有货币的发行权，想要获得更多欧元同样只能通过出口创汇，所以欧元债务对它们来说相当于外币债务。本期音频中，我们说的“主权债务”就特指这样的外币债务。
发展经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而政府收入来源只有三个：税收、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以及借钱。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前两条收入都不足以维持开支，那就只剩下借钱这一条路了。现代国家的正常运转，已经从依靠税收，变成了依靠信贷。所以，谁掌握了信贷的创造和分配，谁就拥有了巨大的权力。
在本书中，作者把金融的这种特权叫做“结构性权力”。这种权力可以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支配着各国政府的行为。具体来说，金融的结构性权力又由三种执行机制构成，分别是：市场规则、有条件贷款和债务国精英的桥梁作用。这三种执行机制，就像套在债务国头上的三重紧箍咒，迫使债权国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还钱。搞清楚这三种执行机制的运作方式，我们就可以解开主权债务的“不违约之谜”，这也是本书交付的核心理论。
在1980~1986年，至少有49个国家和地区与国际金融集团签订了100多个债务重组协定。作者指出，这些协定虽然在表面上削减了一定债务，但真实的削减力度并不大，整个拉丁美洲的债务净减少额只占债务总额的15%。然而，通过这些协议，国际金融集团成功地把各个债务国套牢在借贷游戏当中，让它们再也没有“掀桌子”的机会。
本书作者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际上充当了私人金融集团的“官方守门人”角色。显然，剥夺债权国部分主权的条件，由私人金融集团提出来肯定是不合适的，这事儿只能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官方机构”来出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承担了“金融警察”的角色，对债务国进行监督，确保债务国遵守财政纪律。
内部人指出，“三驾马车”的紧急贷款名义上是对希腊政府的救助，实际上是对持有希腊债券的私人金融集团的救助。希腊政府必须一边忍受痛苦的紧缩政策，一边用这笔贷款来偿还私人金融集团的债务。所有救助款中只有5%真正用在了希腊政府的支出上。两年之后的2012年，欧洲私人金融集团实现了胜利大逃亡，持有希腊债券的比例从80%下降到了20%。风险敞口神不知鬼不觉地从私人金融集团转移到了公共机构，由欧盟成员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来共同背锅。
再来看套在债务国头上的第三重紧箍咒，叫做“国内精英的桥梁作用”。前面两个紧箍咒是从债务国外部用力，而这第三个紧箍咒，是从债务国内部用力。
当一个债务国遭遇主权债务危机时，如果国内上下齐心、一致对外、坚决取消债务，其实外国债权人也是没辙的，毕竟前面我们说了，军事威胁和军事占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问题就在于，债务国国内各阶层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这就很难形成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
比如希腊，严厉的紧缩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希腊民众把亲债权人的执政党赶下台，把主张债务违约的激进左翼联盟选上了台。在激进左翼联盟的推动下，希腊在2015年7月5日举行了全民公投，希腊民众否决了债权人提出的进一步救助的条件。结果怎么着呢？
希腊国内金融官僚故意渲染违约之后的末日景象，他们表示，一旦切断外部资金，希腊银行业会马上崩溃，而这又引发了储户的疯狂挤兑和资本加速外逃，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希腊公投后仅仅一个星期，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就乖乖回到谈判桌上，签署了第三轮救助协议。这个协议的苛刻程度，比在公投中被否决的条款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第三重紧箍咒的厉害之处。
本书提出的核心谜题：债务国“为什么不违约”？传统学界的解释有“声誉说”“制裁说”和“制度说”，而本书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也就是国际金融集团的“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主要由三种执行机制构成。
第一，国际金融巨头组成债权人卡特尔，通过切断债务国的所有流动性来源，引发债务国国内的经济崩溃，来逼迫债务国就范。第二，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官方机构，要求债务国执行紧缩财政政策和所谓的自由化改革，监督债务国政府行为。第三，通过债务国国内的金融精英，把财政纪律内化到政府当中，压制民选政府的反抗举动。
本书作者认为，国际金融集团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已经深刻动摇了民主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特别是在希腊债务危机当中，希腊民众对民主制度和欧盟机构都丧失了信任。作者指出，“民主进程在其诞生的地方被扼杀”，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巨大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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