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场，简单来说是一个新闻舆论集中发生的“圈子”。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在1998年提出两个舆论场的概念，认为存在“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后又有学者提出了三个舆论场的说法，认为存在“政府、媒体、民间”三个舆论场。就我个人而言更赞同两个舆论场的说法，并且在当今新媒体技术下，两个舆论场更呈现出“割裂”趋势，打通两个舆论场越发紧迫。
一，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舆论场？
舆论场因其在社会生活中所发出消息的主体不同、各自的视角的偏差，导致舆论场出现了不同的“主人”——“官方”和“民间”。
1. 官方：长时间的“正面宣传”
官方舆论场中长时期以“正面宣传”为主，由于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频发，官方常以稳定人心、树立良好风气为目的，所以在报道中经常会偏向歌颂人民的美好生活、讴歌党和人民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等方面进行报道。这固然没有什么不妥，但如果长期的以正面宣传示人，必然与民间的多元意见形成出入，长此以往形成了两个舆论场的局面，
2. 媒体：制度的“偏向”
我国新闻媒体报道要坚持“党性原则”，新闻报道方向要同党的方向保持一致。我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闻的指导思想，势必要对党和政府等进行正面报道。而民众却对其感到“高高在上”，且有些话题与民众相关性较低，久而久之导致了两个舆论场的形成。
3. 群众：新技术致使话语权下放
伴随着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出现，传受者之间界限越发模糊，但公民的话语权得到了充分延伸，使得公民在公共领域中表达各自意见，实现意见共享。同时由于“沉默的螺旋”等机制的影响，当某一事件的意见支持者较多，人们就会趋于赞同或转向附和，在舆情超过三分之二时，舆论便会产生，民间舆论场也由此出现。
二. 打通“两个舆论场”的迫切性
继“雷洋案件”、“红黄蓝事件”之后，很多学者意识到打通两个舆论场愈发迫切，如果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之路，将不利于民间舆论场的稳定，从而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1.官方：利于塑造公信力
公信力对于官方媒体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媒体如果失去了公信力，意味着将会出现“塔西佗陷阱”，会造成百口莫辩的景象。如前几年的“雷洋事件”，警方即使还原了当时事件的真实情况，但在民间舆论场中还是呈现出“不相信”的画面，最后只能由第三方进行调节。由此来可看出两个舆论场的和谐对官方媒体的重要性。
2.群众：减少非理性宣泄
通常引起两大舆论场对立之事，大都与公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公众由于“从众心理”和“选择性接触” 的驱动，使得公众在面对有争议且关乎自己利益的问题时，非理性常常会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如果再加上政府信息公开不及时，产生谣言，更加不利于民间舆论场的稳定。
3.社会：利于营造和谐风气
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打通，势必会减少社会不安情绪。官方公布重大消息时，群众会一呼百应，而当民间有情况时，官方也会及时补位。从长远来看，对于营造和谐社会大有裨益。
三． 如何才能打通两个舆论场？
实现两个舆论场的对接必然需要各个主体的不同努力才能实现，只有打通了两个舆论场，才能实现彼此的共赢。
1.官方：改进宣传方式和语气
此前官方宣传通常以“高大上“的“姿态”示人，普通大众对此极为抵触，群众即使了解信息，也未真正“走心”，才使其信息传达效果不明显。《人民日报》的微博以“三贴近”为主要报道原则，除了传递日常新闻，还会传送小贴士和菜谱，拉近与群众的距离。
2.传统媒体：积极“介入”新媒体
在智媒体、云计算、大数据的时代下，传统媒体应积极与新媒体对接或转型，搭上时代之车，做人民喜闻乐见的新闻。如《东方早报》在转型《澎湃新闻》之后，打着“立足时政与思想”的口号成功转型，其栏目《一号专案》、《人事风向》等都成为很多用户发表看法的场所，同时其“问政”板块有专家为用户进行专业解答，互动性强，利于消除群众困惑，从而使两个舆论场隔阂变小。
3.群众：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
要想打通两个舆论场，单纯靠官方一己之力是不够的，还需提升群众的媒介素养。身处在互联网时代，一起事件的发生，通常会从网上先找到消息来源，而群众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公民新闻的出现填补了传统媒体关照不到的领域空白。但由于缺少把关人等机制，使得消息变得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信息，到达公众的视线后，就亟需公民素养的提升进行补救。对此，公民一方面要先认清事实，再表明态度。另一方面要对官方保持信心。
打通两个舆论场对于身处网络时代的各个主体无疑是有利的，减少了不必要冲突的同时也减轻了社会负担。但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提供了群众发声的平台，也引发了网络民粹和群体极化等现象，从目前情况来看打通两个舆论场仍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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