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观不同,不必相融。
我们总说三观不同。到底何谓三观不同?
知乎上有个高赞回答:
你敬畏天理,他崇拜权威,这是世界观不同。
你站在良知一边,他站在赢者一边,这是价值观不同。
你努力是为理想的生活,他努力是为做人上人 ,这是人生观不同。
夏虫不可语冰,三观不同的人,连吵架都吵不明白,更何况是做朋友呢?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管宁和华歆同在园中锄草。
看到地上的金子,华歆高兴地去捡,管宁不为所动,继续除草。
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有大官穿着礼服从门前走过,管宁还像原来一样读书,华歆却放下书出去看热闹。
管宁割断席子和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这就是“管宁割席”的由来。
志同为朋,道合为友,三观契合的人,才能成为朋友。
一旦三观产生差异,再也无法相融。
苏轼和章惇在青年时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作对。
章惇曾经拍着肚子问苏轼,自己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
苏轼说:“都是谋反的事。”
言笑无忌,其乐融融。
然而时移势迁,两个曾经的知己,终究因为三观不合分道扬镳。
在苏轼眼里,新党旧党都有可取之处,政见不同是君子之争,不涉私交。
而且他生性淡泊,对官位也没有那么大的热心。
章惇不然,为了权位,玩弄权术,拉帮结派,相互攻讦,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
苏轼无法接受,与弟弟苏辙一起把章惇逐出朝堂。
后来旧党倒台,章惇得势,登上宰相宝座,第一件事就是找苏轼寻仇。
一次次贬谪,从英州到惠州,再到儋州,成心要把这位老友赶尽杀绝。
几十年的友谊,就这样烟消云散。
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如果彼此之间相互理解,三观契合,哪怕是相隔千里,也不会有那么大疏离感。
真正的距离从来都不是物理距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三观与心性。
飞鸟与鱼不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
当三观不同,也意味着我们终将走向一条不同的路,匆匆岁月,各奔前程。
03
量交之友,不必请进生命。
刘峻在《广绝交论》中说:“谋而后动,毫芒寡忒,是曰量交。”
一个人在和你交朋友之前,仔细考量过权势利益,这就是量交。
你有利用价值时候,他是你最亲密的伙伴。
一旦失去价值,你就是他交易的筹码。
张璪与苏轼是同年进士,入仕之后又都在凤翔任职。
张璪知道苏轼深受欧阳修器重,年纪轻轻扬名京城,人脉很广,将来肯定是自己为官的一大助力。
于是刻意结交苏轼。
苏轼为人耿直,官场上、生活上都不太明白,张璪对他多加照顾。
苏轼与陈希亮不和,张璪居中帮他化解冲突。
张璪返回汴京时,苏轼认认真真写了一篇《稼说》送给他,表达对这位挚友的祝福。
张璪回京之后,借着新法的东风,左右逢源,很快成为大宋最有权势的官僚。
元丰二年,苏东坡反对新法的呼声越来越高,阻碍了他的仕途,威胁到了他的官位。
他烧掉了《稼说》,并亲手设计了“乌台诗案”,一心葬送掉这位昔日好友的性命。
王安礼劝皇帝宽恕苏轼,张璪当着面把王安礼骂了个狗血淋头,生怕苏轼不死。
古人说:“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
朋友之间最重要的是感情而非利益。
那些一开始就奔着利益来交友的人,一旦利益出现冲突,很多时候就是友谊的终结。
苏轼还有个同僚叫赵君锡。
苏轼刚入政坛,高太后对苏轼恩礼有加。
赵君锡觉得苏轼将来一定平步青云,于是到处夸赞苏轼,很快成了苏轼的好友。
他自己也顺势高升。
几年之后,风向有变,苏轼成了新党的眼中钉,他迅速改换门庭,为新党提供攻击苏轼的材料。
苏轼信任他,托他办事,他转身就把苏轼卖了。
后来更是亲自上阵,攻击苏轼,以此换取自己的前程。
曾国藩说:与好利者共事则已必受累。
和喜欢利益的人交朋友,一定会被牵累。
他们眼里只有利益,没有朋友。
贾樟柯在《山河故人》里写道:
“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要早要分开的。过了这段路,你会遇见新的人,和新的生活。”
不是所有友情都能天长地久。
人来人往,人聚人散,皆是缘分使然。
人这一辈子,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
如果注定要走散,不如心怀感恩,不负不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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