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文人中，苏轼大概是朋友圈最大，结交朋友最多的人。
他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
从皇帝百官，到贩夫走卒，他都一视同仁，倾心待之。
五湖四海，各行各业，都有他待之为友，和待他为友的人。
但是“相遇在风中，聚散不由你我。”
很多至交好友，随着人世变迁，一点点在他的生命中隐形，终至消失。
有的甚至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
曾经以为的天长地久，终究难敌岁月消磨。
人生总无常，无论是谁，都只能陪你一程。
际遇不同，不必相伴。
鲁迅曾写过一篇小说《故乡》，记录自己小时候的玩伴闰土。
两个人年纪相仿，闰土管他叫“迅哥儿”，带他雪地捕鸟、海边拾贝、看跳鱼儿。
三十年后，再次重逢。鲁迅本以为可以重温旧日美好，可闰土却张口叫了一句“老爷”。
一层厚厚的障壁隔在两人之间，再也找不回当年的友谊。
岁月在变迁，我们都在变化。
曾经的朋友，曾经的友情，也会一点点模糊掉。
曾经的“拖家带口来相见”，慢慢就变成“渐行渐远渐无书”。
苏轼和沈括也是这样。
两人本来是翰林院的同事，平时一起上班，谈论诗文，在青年时期有着很不错的感情。
可是后来苏轼外放地方，沈括在京城跟随王安石变法。
两人的生活轨迹南辕北辙。
沈括在京城，深受王安石器重，每天想的是如何把新法落实，富国强兵。
苏轼在地方目睹民生艰难，到处讲新法的弊端。
沈括去杭州巡查，看望苏轼。
苏轼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昔年好友，与他无话不说，无话不谈，自己讽刺新法的诗，也都拿给他看。
可他不知道的是，沈括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的沈括了。
沈括是新法的先锋，是王安石面前的红人，也是苏轼自己口中的祸国者。
身份已然对立，好友变成了敌人。
回京之后，沈括摘出苏轼诗文中讽刺新法的句子，上告朝廷。
这为后来的“乌台诗案”埋下伏笔。
苏轼遭遇人生第一次“滑铁卢”，几乎丢掉性命。
而沈括这位大科学家，也留下了一生的污点。
后来新党倒台，苏轼路过润州，沈括心中有愧，亲自接待，以延州石墨相赠。
苏轼礼貌地写了一篇《书沈存中石墨》，夸赞沈括的功绩。
字里行间客气异常，早已没了当年的亲密。
人是一种环境动物。
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境遇，塑造着不同的人。
当我们在时间线上分开，彼此踏上不同的旅程。
不同的际遇镂刻着不同的人生。
无论我们如何不愿承认，很多时候，这一刻，就是友情的终点。
三观不同，不必相融。
我们总说三观不同。到底何谓三观不同？
知乎上有个高赞回答：
你敬畏天理，他崇拜权威，这是世界观不同。
你站在良知一边，他站在赢者一边，这是价值观不同。
你努力是为理想的生活，他努力是为做人上人 ，这是人生观不同。
夏虫不可语冰，三观不同的人，连吵架都吵不明白，更何况是做朋友呢？
《世说新语》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管宁和华歆同在园中锄草。
看到地上的金子，华歆高兴地去捡，管宁不为所动，继续除草。
两人坐在同一张席子上读书，有大官穿着礼服从门前走过，管宁还像原来一样读书，华歆却放下书出去看热闹。
管宁割断席子和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了。”
这就是“管宁割席”的由来。
志同为朋，道合为友，三观契合的人，才能成为朋友。
一旦三观产生差异，再也无法相融。
苏轼和章惇在青年时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两个人一起游山玩水，吟诗作对。
章惇曾经拍着肚子问苏轼，自己这肚子里装的是什么。
苏轼说：“都是谋反的事。”
言笑无忌，其乐融融。
然而时移势迁，两个曾经的知己，终究因为三观不合分道扬镳。
在苏轼眼里，新党旧党都有可取之处，政见不同是君子之争，不涉私交。
而且他生性淡泊，对官位也没有那么大的热心。
章惇不然，为了权位，玩弄权术，拉帮结派，相互攻讦，朝廷被弄得乌烟瘴气。
苏轼无法接受，与弟弟苏辙一起把章惇逐出朝堂。
后来旧党倒台，章惇得势，登上宰相宝座，第一件事就是找苏轼寻仇。
一次次贬谪，从英州到惠州，再到儋州，成心要把这位老友赶尽杀绝。
几十年的友谊，就这样烟消云散。
古人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如果彼此之间相互理解，三观契合，哪怕是相隔千里，也不会有那么大疏离感。
真正的距离从来都不是物理距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三观与心性。
飞鸟与鱼不同路，从此山水不相逢。
当三观不同，也意味着我们终将走向一条不同的路，匆匆岁月，各奔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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