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吉（继）来
作为儿子，母亲所做的一切，我都时时刻刻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因为母亲没有女儿，所有家务都是由母亲一个人来承担。由于几个哥哥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在春种秋收的繁忙季节，母亲下地时只好把我留在家里，一来可以看家，二来可以照看弟弟，所以，我在七八岁时就能独自照顾弟弟，在十多岁时就能帮助母亲做些简单家务，从来没让母亲失望过。能够成为母亲的助手，是我一生的荣幸。每每想到这些时，我就会热泪盈眶。
我11周岁时开始上小学，我是班里上学最晚的一个。第二年，我的六弟也上学了。回家写完作业后，照顾两个弟弟是我的主要任务，除了在校期间外，只要在家里，我就跟在母亲身边，一边照顾弟弟，一边帮助母亲做些灵活，尽管没有母亲做的好，但母亲从来不嫌弃我。由于我什么都想学，对任何事物都好奇，母亲就耐心引导我，我很快地掌握了许多劳动技巧。母亲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母亲在灶上，我就在灶下；母亲浆被，我就帮母亲槌被；母亲做鞋，我就帮母亲衲鞋底；母亲做棉活，我就跟着做棉活；母亲在河边洗衣服，我就放下书包帮助母亲洗衣服；母亲清明烙煎饼，我就找机会烙上几张，母亲都会随时指点。我和母亲如影随形，母亲是师傅，我就是徒弟，进城前的二十多年几乎都是这样，由于母亲悉心指导，我迅速成为母亲的得力助手，母亲的劳动强度也得到了稀释。
两个弟弟都是我带大的，从小就学会了忍耐，从小就感受到了什么叫责任，从小就受过许多委屈，这些对我在家庭、学校、社会的成长起到了极大的帮助作用，这是母亲对我的信任，也是母亲对我的锻炼，当社会上对我一片赞扬之声时，母亲也为我感到很骄傲。青少年时期我所做的一切，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是主观上想帮母亲减轻沉重的家务负担，现在看来，客观上也练就了自己一身生存技能，为自己的成长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春种秋收，铲草除虫，母亲从不耽误农时。上山捞茧，下地检粮，眼疾手快，母亲绝对是一把好手。洗洗涮涮，缝缝补补，母亲样样都行。烹调煎炸，蒸煮烙点，母亲样样精通。拥军优属，当仁不让，每次都冲在前面，母亲一马当先。对于儿子身教重于言教。对待社会的不公，从不抱怨，只是想尽一切办法加以补救和改善。那时的母亲就是我们家的一块招牌，也是我们大队少有的女能人。
母亲是坐地户，土生土长，成分又好，能说会道，十分讲理，就连几届大队书记对我母亲都十分客气，敬重三分。那时，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过的艰苦，但有母亲的努力和智慧，使得我们这个成分不好的大家庭，过的年像年，节像节，我们兄弟七个都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这多亏母亲的功劳。
爸爸是个当过兵的人，在宽甸修机场时曾接受过高岗副主席的检阅，在爸爸的身上满是部队作风，并时时运用到家庭管理上，远近闻名。在我们村里，父亲对我们的管教是“严”字当头，有令必行，有错必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爸爸对我们兄弟的严格要求，如果跟部队比较，也毫不逊色。
民以食为天，先从“吃”的方面说。父亲经常要求和告诫我们，无论怎样忍饥挨饿，也不许偷别人家和公家的东西，这是红线，如果发现，将严惩不怠。
一队和二队的果树园子就离我们家几百米远，生产队和邻居家的成熟玉米和大豆出门伸手可摘，尽管我们平常饥肠辘辘，没有一个人敢动邪念，就是眼睁睁看别人在做这种行为时也不敢参与，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守法公民。每天吃饭时，要求我们必须“食不言”，不得“吧唧嘴”。对父亲的要求谁也不敢轻视和怠慢，即使我们兄弟的功臣--大哥也不敢违抗“圣旨”。所以，一旦饭盆端上来，只能听到大家碗筷“噼里啪啦”的碰撞声，整个吃饭过程就像搞竞赛，你快，我也快，满满的一盆饭，转眼间就下去了一大截，哪还有说话的功夫。偶尔，也有兄弟在吃饭时，话到舌尖不吐不快，除非父亲没在屋里，算是侥幸，否则，就要受到父亲的严厉呵斥。
另外，吃饭时还有一些规矩，比如中途离开饭桌时，要把筷子放在碗上，证明我还没吃完；吃完时，要把筷子放在桌子上，证明我已经吃完了，这些规矩都是父亲对我单独解释的，我们兄弟都要牢记在心。
养生蓄锐在睡眠，再从“睡”的方面说。父亲要求我们睡觉时不能说话，这叫“寝不语”。不管兄弟大小，无论是谁，只要回来晚一点，都要说明原因，并受到严厉批评，即使理由再充分，也不容辩解，否则就要受到皮肉之苦。熄灯前，父亲经常要对我们白天的表现进行梳理，只要从街坊听到我们兄弟哪件事做的不周全，就会对我们大家辨是非，讲道理，大家同时都要接受教育，从不含糊。
穿衣戴帽，各好一道，在现在可以，在过去是不允许的。从“衣”的方面说。过去农村一般人家没有钱能买件整套衣服，都是买布找裁缝做，平均每人一年也穿不上一件新衣服，即使做新衣服，也得从上往下轮。所以，一件衣服常常是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缝缝补补，直到穿烂为止，我就曾经穿过我大哥的一件黑色涤纶内衣。我在八三年寒假期间打对面时，穿的就是我六弟的“将校尼”衣服。不管衣服怎么陈旧，即使洗掉了颜色，也必须在外面“衣冠整洁”，不准流里流气，坦胸漏腹，即使夏天再热，也不允许。
勤劳能持家，劳动最光荣。从“劳”的方面说。父亲要求我们在生产队里干活不能耍奸，不管是上山下地，都要按要求去做，而且要干的多、跑的快、做的好。在家里，对于自家的园田地，必须做到“精耕细作”，选好种苗，不得含糊。地要翻多深，都有尺码要求，谁也不敢糊弄。种子要选好，土要翻得轩，垄要被得直，苗要插的匀，土要盖得实，旱了要浇水，雨大要排涝，这些都是保证丰收的重要条件。所以，我们家的土豆种子隔两三年都是大哥与伙伴要从黑龙江铁力县坐火车背回来，确保种苗不退化，以保证年年高产稳产。高粱种子也是父亲优中选优，不断采用新品种，每年秋季成熟时都比别人家籽粒饱满，穗大粒匀。我们家的园田地，就像我们村里的试验田，平均每株土豆能产二三斤，秋白菜平均每棵五六斤，我见到最大的一棵有二十多斤。即使这样，我们家的粮食每年还是不够吃，一到青黄不接时，父亲就会主动向村里粮食富余人家借粮，春借秋还，不打折扣。
与临为伴，与临为善，睦邻，亲邻，善邻，是父亲遵循的一贯原则。1975年2月4日之前，我们家与上院三姥爷家是七间连体房，中间一间是通往后院的过廊，地震以后，房屋被震倒，各自成为一体，后院人来车往再也不用经过此地。按理说，过廊应以中间线为界，一家一半，由于我们家早于上院重建，房身就往西错了一些，并以过廊西墙为边界，套上两米多高院墙。后来三姥爷家也盖起了新房，过廊没有征得我们家同意后全部霸占，惹得父母非常不满，多次想要找上院理论理论，但在兄弟们的劝说下，父母终于放弃索取权。这些都得益于父母多年对我们教育的结果，也是父母长期修养的结果。
父亲没有教育我们去怎样惩恶，但经常教育我们去行善。比如每年冬季到来的时候，挖菜窖和起圈粪是个重体力活，有的家庭常常由于体弱多病、男孩子少，无法完成这些体力劳动，父亲对这些情况也是了如指掌，每到这个季节，只要父母一声令下，我们家都会出动两三个人，为那些困难户起圈粪，挖菜窖，解决燃眉之急。到秋收时，谁家的粮食在地里没有及时回收，只要用户打个招呼，我们兄弟都会有求必应，及时帮住。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好心也有好报，从我二哥开始，兄弟们的婚姻都非常顺利，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邻居们都会力所能及的给予积极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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