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士最初只是泛指部落中的成年男子。
②到西周和春秋，士被用来特指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在王官之学中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教育，文武兼修，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利，也是国家军事力量的中坚。
春秋后期，随着西周宗法等级制度的瓦解和世卿世禄制度的衰落，随着民间聚徒讲学风气的兴起，西周以来的教育体制逐步瓦解。过去由贵族所垄断的学术文化流传到社会下层，民间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孔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很多庶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掌握了学术文化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战国时期，士的含义再度发生了转变，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
士的身份逐渐由武士转变为文士，成为可以自由流动的“四民”之首。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昔日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他们学习知识并不是简单地出于好奇，而是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即为了治国安邦，从事政治实践，这也是与当时官僚制的确立过程相适应的。此类追求知识的功利、实用色彩，事实上成为以后2 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士人的普遍特征。士也成为一种关于个人才能和人格的称谓，而不受国家、宗族以及政治、经济地位的限制，所谓“从道不从势”。—些平民家庭的子弟，通过学习文化，掌握某种技能就可以上升为士。士的范围不断扩大，人数众多，品类庞杂，上至将相，下至鸡鸣狗盗之徒，都可以称为士。
③战国时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士获得提升自身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的吏大空间。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数都来自士阶层。此时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已经比较淡漠，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之局，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出入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称为“子”、“夫子”，而这两个称号过去是专用于卿大夫的。这些“子”、“夫子”周游各国时通常都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
战国各国养士之风盛行。统治者对士人十分尊重，不仅从中任用官吏，还将一些人专门供养起来而不责以实务。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齐国的稷下学宫。除国君养士外，贵族大臣亦多养士为食客。据称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和战国末年的秦国相国吕不韦所养食客都达3000人以上，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经办各种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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