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口大的茄子---老籽(子)黄皮(陂)!”
每当有人问他哪里人,他便回此歇后语,然后得意地咧着大嘴,哈哈大笑,露出满嘴烟熏黄牙。
东风农场是一个狭长地带,两边是湖,南北各有一山,唤做南练山和北练山。原是一个劳改农场,63年留下一批劳改刑满释放人员后撤走了,城里又下来一批知青和右派,成了黄石市的国营农场。
邓师傅便是这劳改农场的“遗老”,解放前是干青红帮的,被划为“坏分子”。虽已刑满释放,但这“劳改释放犯”的称谓将终生相伴,相当于被判无期,就像我爸“摘帽右派”---这无形的帽子像猴哥头上的圈圈,是摘不掉的。
高中毕业,凭着“扎根农场、接受再教育”的一腔热血,我提前两个月报到,入党申请书一交,立马投入“双抢”。到了九月正式安排工作,被分到基建队搞测量,整天抱着标杆、测量仪,跟人屁股后面,在山里瞎转悠,几乎不干正事,闲得蛋疼。后来得知,是父母开了后门才为我谋得此肥缺。这活与我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便给队长打报告,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队长乜斜着眼睛看着我,像看一个怪物,半天不说话。突然笑容满面,拍着我的肩说,好样的!这样,你去开山队。然后说了些令我莫名其妙的话,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待坏分子,要警惕,多监督,勤报告,临走还给我一个闹钟,叮嘱我上班一定随身携带。
第二天,我踌躇满志,跟着大家,板车装上撬杠、箢箕和三角钉耙,丁玲哐啷、浩浩荡荡进山了。开山,就是在南练山背开采石头,为了修一条长渠以解杨家洲缺水之急。采石场不远,绿色的山包下,盈盈的湖汊边,白赭色的山塘凹进山体,像是包子被人咬了一口。
我被分配跟着邓师傅。 他50来岁,矮个,壮实,穿一件黑色开花破棉袄,蹲在山塘里就像一坨黑石头。
今天的任务是把炸松的石头撬出来,滚下去,装车运走。撬杠是根一米五左右的六角铁棍,一头鸭嘴一头尖。操撬杠是个力气活,更是个技术活: 一块巨石,要想肢解它,一定要读懂纹理,选准攻击点,且又准又狠、步步为营。
与石头对话,非师傅莫属。吾辈小工,只能拿个三角钉耙打下手,把师傅啄出的石渣刨开,好让师傅乘胜追击,直到“咔嚓”一声,石头裂开。我的活看似轻松,实则不然。要紧盯撬点,杠起快扒,杠落快抽,才能合上师傅的撬杠一上一下的节奏,时间长了,呼哧直喘气。
邓师傅待我不薄。看我初来乍到、细皮嫩肉,便教我如何拿扒,如何使巧劲,并有意放慢了下杠的节奏。不一会,我还是虎口生疼,汗流浃背,师傅一声“歇口气”,大家便都放下家伙,找个阴凉地四仰八叉躺下,摆个“太”字。
我感激地笑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顺手从挂包里掏毛巾擦汗,哪知带出一圆圆的东西---那只该死的闹钟,咕噜咕噜地滚了出来。
大家的目光“刷”一下全转了过来,整个山塘刹那间鸦雀无声,只听见闹钟的“嘀嗒、嘀嗒”……。我不解地抬头望望师傅,只见他一脸猪肝色,浑浊的眼珠透着一股冷气。嘴角一歪,突然爆笑起来,声音在山塘回荡,很是瘆人。
不等我把气喘匀了,师傅一声怒吼,“干活!” 便头也不回爬到山腰干起来。
这时的师傅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只见他怒目圆睁,铁手执杠,上下翻飞,杠上开花,节奏大变。我可就惨了:一扒接着一扒紧跟,根本赶不上他的速度。有时耙子还没抽开,撬杠就下来了,慌得我手忙脚乱,应接不暇,气喘如牛,大汗淋漓。本想告饶,又爱面子,头一天就被整得趴下,岂不贻笑大方?直到他见我面色卡白、神情恍惚,就要晕厥过去的样子才住手,没有招呼我便转身下去喝水。
后来才知道,那个闹钟,是队长经常用来监督他们的“警具”。队长不能亲临督战,又怕他们偷懒久歇,就让我携此尚方宝剑镇邪。我哪知道邓师傅他们是如此特殊的“工人阶级”?他把我当知青娃娃照顾,而我呢,竟是上头派来的监工!这才明白队长让我要斗争、勤报告的深意!
太阳落山时我们回到队部。队长一脸期待把我叫到一旁。我说没事,一切正常。跌跌撞撞回到宿舍,死狗一般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天出工前,队长叫醒我,然后大声吆喝:“邓德贵,你给老子滚进来!”邓师傅提着胆子点头哈腰进来。队长指着他说:“个老东西,瞧你把孩子累成啥样?他可是上面吩咐的重点培养对象,累出毛病来,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师傅忙点头称是。缓了缓,队长让他去领雷管炸药,注意安全,然后背着手去场部开会去了。
到了工地,我一声不吭,拿起钉耙还要跟他上。他不理不睬,拿上铁锤和钢钎,独自向悬崖走去。这是要去打眼放炮的节奏!回头见我还呆在原地,他说“不敢来呀?”
我怕谁?钉耙一丢,走到他跟前要接过铁锤钢钎。他一把攥住我的手,解下我缠手的渗血手绢,涂上一种黄色膏药,再包上,然后细心地帮我系好安全绳,一起爬到半山腰一个打炮眼的平台。
他打锤,我掌钎。掌钎的手位、松紧度很重要,每锤要转动一下。他教我学,很快就上手了。现在想起有点后怕---他要实施"阶级报复",一锤子下来,我就开瓢了!
休息时他问了我家里的情况和我的打算。听到我说这辈子可能就在这山里打石头了,他望着远山雾霭,猛吸一口烟,徐徐吐出。
“小肖啊,你今后北京、上海都能去!”
这太不靠谱了,无异于痴人说梦,我当时想都不敢想!可就是这句话,支撑我与命运搏斗,走南闯北,后来担任全国某学术组织秘书长,每月一次进京到国家教委办事,还多次出国留学任教......。一个山沟里的“坏分子”,不经意的一句预言竟然产生如此作用,也是他始料不及的吧?
休息片刻后,我们接着干。我已娴熟掌钎,敢抬头看他了。只见他头顶蓝天,像个蜘蛛吊在半空,双足登定、双手抡圆,艳阳下那弓起的竹把像一轮弯月,铁锤高高甩起,准确无误地落下,发出铿锵悦耳的叮铛乐音。他不时地将黄陂小调唱成号子,在最后一个字上重音落锤,伴着竹柄发出的“咿呀”赞叹声。钢钎在一点点掘进,钎头上钎花翻卷。他勇猛高大,真是帅呆酷毙了。
我坚持要学打锤,师傅只好亲自掌钎,口传身教、耳提面命。先学打抱锤,就是双手握柄,上上下下,像鸡啄米,力量不大,但好定位。但就是这简单的打法,也不时地砸冒了,落在他掌钎的手上,皮开肉绽,鲜血立马就涌了出来。他拿毛巾一包,拿起钎子,故作轻松地说:“没事,打吧!”
在他指导下,渐渐地,我由轻变重、由抱锤到甩锤(一只手握定,另一只手滑动,双臂抡圆了打),叮叮当当,打得豪情万丈!时不时还学他喊几句黄号子。
到了点炮的时候,他总是一把拖住我,坚持自己去,理由很充分:我无儿无女无牵挂,死了就地一埋,了撇!
什么排哑炮、受伤、牺牲......也太俗套啦! 反正我考上大学离开时,他还在。只是那张老脸被晒得流油,真像紫黑发亮的茄子。
这么多年了,好像还能听见他“老籽黄皮”的浪笑声在山塘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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