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小关平
写作的目的，主要有三种。
一是自娱自乐，二是有感而发，三是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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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自娱自乐。
写书的人，也都喜欢看书，是作者，大多时候更是读者。
写作的缘由，往往是看书先着了迷，还觉得不过瘾，也就自己写了起来。或因为特别想看某些故事或人物，始终没人来写，于是乎只好亲自上阵。
大仲马就是如此，想看剑客传奇，而此类型的小说太少，便动手写了《三剑客》和《基督山》。
看书看得多了，想象和创意也就变得多，有时会想到原作者想不到的桥段，或觉得原书有些情节不尽如意，或有更有趣的设想，都能激发创作欲望。原作品的注解、续篇、研究、评论乃至同人作品便孕育而生，汇流成海。
自娱自乐的作者，作品首先为了自己看，先使求知欲得到满足，但话又说回来，既然是自己所写，书中的情节和思想都是已知的，虽然文思泉涌、下笔如神的章节再读也会惊叹，但看自己作品的神秘感和收获肯定少于阅读他人之作。
如果具有一定的功力，文章确实上得了档次，那也值得一读，但若文笔拙劣，思想庸俗，自己都不忍卒读，那便连自娱的雅兴也没了。
所谓“大师”的成长都需要一定过程，其基础便是“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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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有感而发。
卡夫卡说他肚里有团火，不释放出来就会堵得慌，浑身不舒服，而释放的渠道就是写作。他写作的目的跳过了兴趣一阶，直接进入了情感层。
这是可以想象的。情感的抒发有说话、哭笑、唱歌、跳舞、表演、运动等多方面，而写作是一种较为永恒的方式。作者用文字表达之时，就是一种情感宣泄，在那一瞬间是短暂的，但记录成文字编集成书之后却化为永恒，成为记录思想的历程。
施耐庵写《水浒》的最大目的不是文学爱好，而是对政治现实的不满和愤怒，作者的一腔怒火无处发泄，于是草莽英雄纷纷啸聚山林，替天行道，大开杀戒，无拘无束，后世称之为“怒书”。
张飞粗暴，无非是鞭督邮、叱董卓、罚士卒、杀敌将，仅此而已。李逵杀人，不仅杀恶人，还杀平民百姓，杀无辜小儿，甚至连带扈家庄几十口尽皆杀死，施耐庵给他冠上“天杀星”的名号。可见《水浒》中的血腥暴力要比《三国》严重得多。
如同卡夫卡《城堡》、《变形记》中对变异的世界冰冷地讽刺一样，读者面对《水浒》这样的书，也能感受到作者强烈的表达欲望，快感呼之欲出。
如果不是在情感和思想上有所表达诉说，这些作品就失去了意义，成为了空洞的文字堆砌。这就是写作的第二要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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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流传后世。
前两种目的看起来非常单纯，写作仅因为有兴趣和思想表达，想要流传后世似乎过于现实，又很难办到。其实并非如此。
从孔子整理《诗经》开始，他就有将文学经典流传后世的想法，弟子们编辑夫子语录《论语》更是开创著作先河。曹丕谈及“立言”的重要性，主要就是为了流传后世。
相较于纯粹的兴趣，这种思想有着较强的功利心。古龙、倪匡表示自己早期作品纯粹为了赚稿费，那时并不好看，可他们成名之后却能越写越好，从而成为大师，可见功利心并非就是坏事，想成名想赚钱的作者也可能走向成功之路。
当代媒介发达，出版容易，所以写书越来越普及，这在古代真是难以想象。同时也造成了书海泛滥、良莠不齐，读者不知该读哪一本，只好顺应潮流，跟着众人的口味走，形成畅销引领潮流的趋势。
畅销其实也是实力的表现，往往实用、时效、娱乐、颠覆性强的书籍最易进入榜单，但这不代表其余默默无闻的书就是糟糕的作品，反而很多文学作品必须经过时间的沉淀累积才能闪放光芒。
经常有报道一些神童很小就出书了，狂称要超过《史记》、《红楼》、鲁迅、莎士比亚，引起不少非议。
我认为，这种志向树立远大目标是不错的，能够激励自己进步，既然想在这个领域成功，何不向最优秀的伟人和作品看齐呢？即便没有达成所愿，这一路上的痴狂不也是艺术界值得提倡的精神吗？
但前提是，必须真正去喜欢这些伟人和作品，不能人云亦云，只图浮华虚名。想成为大师非常困难，光有兴趣和思想还不够，仍需要天才的头脑，博学的知识，丰富的阅历，有趣的想象，强烈的情感，写出引发他人共鸣的作品才行。
这就是写作的第三要素——“实力”。
2011年8月20日初稿 2018/2/2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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