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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大师王阳明认为,阅读经典应该体用到自己心上。
在如何对待古代先圣经典上,王阳明在《稽山书院尊经阁记》中有段精彩的论述,至今读来振聋发聩。
“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王阳明在这段话里,与陆九渊所说“六经皆我注脚”,“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思想如出一辙,完全一致。提出了一个现在仍然引人深思的问题:对待先圣典籍等产业库藏之实积,是笃实践履、求实验证于吾心?还是“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
如果按照后者行事,便会成为记诵辞章、训诂考据的腐儒、酸秀才,还大言不惭“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以为总有一天能够成王成圣。殊不知南辕北辙,舍鱼兔之得而陷于荃蹄之间不自知,根本不知六经的精神实质,终其一生无法领略六经典籍可以带给人生的宝贵受用。
他认为这是泥迹失神、买椟还珠的愚昧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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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畿作为王阳明的大弟子之一,完全继承老师的言传身授。
王畿在为杜质编撰的《明儒经翼》写的序文中说:“予闻之师曰‘经者,径也,所由以入道之径路也。圣人既已得道于心,虑后人之或至于遗忘也,笔之于书,以诏后世。故六经者,吾人之记籍也。’汉之儒者泥于训诂,徒诵其言而不得其意,甚至屑屑于名物度数之求,其失也流而为支;及佛氏入中国,以有言为谤,不立文字,惟直指人心以见性,至视言为葛藤,欲从而扫除之,其失也流而为虚。支与虚,其去道也远矣。”
王龙溪通过这段话,肯定老师王阳明的基本观点。然后揭示了汉代以来人们对待经典的两种错误倾向。
其一是汉之儒者,泥于训诂、徒诵其言而不知其意,甚至屑屑于名物度数之求,认为其弊端在于陷入到支离破碎散乱的境界,抓不住先圣经典的精神实质,只会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下功夫,由此衍生出汉学后儒的辞章记诵、名物训诂等僵化繁琐之学。
其二是自东汉明帝佛教传入已来,到魏晋南北朝玄学以至于禅宗影响,形成“不立文字”,标榜直指人心、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对先圣典籍采取弃如敝履的态度,完全抹杀了先生经典传承道统的作用。
王龙溪明白指出,支与虚,都是错误地对待经典的态度。
他旗帜鲜明地认为,应该遵循王阳明所指出的“经者,径也,所由以入道之径路也”。经典记载着先圣修道体会,应该根据经典的指引,去笃实践履、虚心涵养体悟在自己心上,才能修道成圣。这样才不辜负经典薪火相传的传世价值,所谓“学于古训乃有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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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王龙溪还在同一篇文字里指出了经典阅读的三个层次。
“予尝谓:‘治经有三益:其未得之也,循其说以入道,有触发之意焉;其得之也,优游潜玩,有栽培之意焉;其玩而忘之也,俯仰千古,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有印证之义焉。而其机存乎一念之微,所谓学于古训乃有获,非耶?善学者,随其根器大小,学力之浅深,求以自得,而不流于虚与支之失,其与圣学也,庶矣乎!’”
王畿认为,阅读先圣经典,首先有触发、引入的作用。这里是有人人可以学而为圣贤的成长型心态,既然人人可以学而为圣贤,那么内圣外王的路径就是阅读经典,从文化经典中汲取营养,触发良知本心。
其次是熟读先圣经典,有涵养心性、栽培德性的作用。在道问学和尊德性之间,心学倾向于尊德性,更多地把着力点放在涵养人的本心精神。以本心精神的栽培灌溉,作为立德树人的根本出发点。学问体用不到自己身上,与我何干?至多就是谋生之技,远算不上谋道。
其三是修道者经过修炼,体悟到与圣人同样境遇的良知本心,明白“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通过经典印证其修道成效,随后玩而忘之,抛却经典的文本套路,纯然以良知本心作为行动指南,实现先圣经典引人入道的根本目的。
总之,通过三个层次的阅读,摒弃虚无主义和支离繁琐的两种阅读经典的偏颇倾向,随其学力深浅,求以自得。
自得什么呢?
孟子说:“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才能“掘井九仞而力求及泉”,这才是儒家认为的深造自得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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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信书,不如无书;孔明读书,惟观大旨。
经典的记载和传承,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氛围。时代变了,经典记载的一些方法、路径和理念,需要随之变化以适应新的时代。古人也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提出尽信书、不如无书的事件理解。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能够被世代奉为圭臬传承下来,自有其经典所承载的文化特质和文明禀赋。具体的方法、路径和理念,可以变化,经典背后毋庸置疑那些不变的优秀基因特质是必须代代薪火相传,并发扬光大的。
现代人读经典和读书,除非术业有专攻,跨界读经典没必要做寻章摘句老雕虫,也不能陷入虚无主义的偏颇抛弃经典书籍、以至于游谈无根。
经典浩繁,加上历代注释解读,终其一生不可能遍读。怎么办呢?孔明读书,惟观大旨,读书读其意、得其精髓可以为目的。
《三国志.诸葛亮传》说:“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这段话说明,诸葛亮读书善于观其大略,与务于精熟的诸位同时代名人同学不同。
正因为如此,诸葛亮才有可能博览群书,广采众长,具有相当广阔的学术视野,在传统汉学占主流地位的情况下,杂学法家,成为三国时期首屈一指的战略家。其胸怀天下的气度,在三顾茅庐给刘备展示的《隆中对》中畅谈三分天下的大战略规划。没有对历史和战略、诸子百家的通读领悟,是不可能有这样气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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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读书可以有经世致用和丰富自己人格精神道路。
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贯传统。
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说的是读书人知行不统一,光说动动嘴还行,没有执行力。“百无一用是书生”,说的也是道理知道的很多,说起来头头是道,实践面前不管用。这里说的都是读书不得门径,不上道的死读书。
左宗棠说读书必须体用到自己身上,才是真读书。在还是一介布衣的时候,左宗棠就不屑于专攻八股文以中科举做官,而是边读天下兵书和山川地理、人文风情等,以生逢乱世、匡扶天下为己任。在林则徐被发配经过家乡的时候,以布衣身份求见,才能与熟谙天下兵事的林则徐一见如故、倾夜长谈。
林则徐也是惊叹左宗棠的抱负和谈吐胸襟,慨然以发配新疆时所绘制的图籍资料倾囊相授,把担忧新疆叛乱分离、收回新疆的重任托付给一介布衣。左宗棠后来平定陕西、青海、甘肃回族叛乱和新疆阿古柏叛乱,收回国土维护统一。
新疆,新的疆土,西域故土新归之意。
与之同时曾国藩、胡林翼等都是读书人带兵,带出了比清朝绿营兵强悍多少倍的湘军、淮军,改变了清朝末年的历史走向。
除了经世致用之外,读书读经典还可以涵养精神、培育性情,丰富自己的人格。
人生不只有顺境,大多时候还有逆境坎坷。考验一个人的心理免疫能力,是看其抗击打能力。
人生有限度,精神追求无限度。如果孜孜于有限的物质追求,功名利禄,如梦幻泡影终是一场空。只有精神的富足,内心的充实,阅历的增长,才是如影随形伴随终生。
内求精神的不断成长,在经典的书籍中内求经历不断升华的境遇,可以打破年华老去带来的生命无助感,带给人内心充实的幸福。内心富足了,精神充实了,浩然之气填充在内,鼓荡畅达于四肢,发于其外,美于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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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和时代感,完成经典的现代化传承,是现代人必须完成的使命。
对于经典传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张载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在宋代有宋代的意义,在当代应该有当代的意义。
现代化时代,文明高度发达,社会节拍节奏不断加速越来越快,人的精神已经赶不上脚步的节奏。面对大众浮躁的焦虑,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众心理和价值?生民百姓永无止境的幸福感追求,需要怎样去满足他们对美好的向往?传承到我们手里的经典,经历过弃之如敝履的否定待遇,能否在我们手里创造历史上有一个经典时代的高峰?
我对此充满信心。
因为大国的崛起,一定是伴随文化和文明的兴盛,伴随话语体系的成熟,伴随话语体系的国际化。
历史上,秦汉时期,隋唐时期,中国既是发达国家,也是经典当代化的繁荣时期。从大汉时期的汉学、到盛唐的译经和禅学,都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充填进时代要素。即使积贫积弱的南宋时期,也因为江南经济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发达,带来新儒学宋明理学的新境界。
当前,阅读经典,赋予经典现代意义,正当其时,也是我辈人人应该奉献绵薄之力的使命。
由阅读而触发觉悟,然后体用到亲民实践中进行印证反馈,然后在传播中实现经典的现代复活和代际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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