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点混搭，一边听汪曾祺的《在西南联大》，一边读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无意中撞在了一起，巧合的是两部作品都是以回忆的形式呈现自己已往的生活，或实或虚。但给我的影响的确是不同：前者勾起了我年少时期很多美好回忆，还有了下笔的冲动；后者却让我屡屡想到小时候村口的那个被我们叫“傻子”的年轻人，搅的我甚至有点寝食难安。作者说“我没有用小说的方式处理，这不是说没有虚构的地方，我只是沿着真实的脉络处理素材。”郑在欢很会讲故事，生活中的人和事似乎就那么被他信手拈来，不加任何修饰地随意搁置在纸上呈现给你，你相信并沉醉于他说的一切，心里面被掀动的五味杂陈。我对小说好坏的评价标准一向是是能否把我的情绪代入进去,无论悲喜，这篇小说就成功地掌控了我的情绪。
“让悲剧以喜剧的姿态浮现出来”这是郑在欢对自己的期许。上部分的“病人列传”作者把笔触投向的是邻里乡亲，作者所投注在他们身上的，与其说是同情，不如说是一种共情。他能把这些“病人”塑造的可亲可爱甚至可敬，再在刚刚露出感伤的端倪时戛然而止，有伤感的情绪，但作者还算驾驭的理智。到了以家人为题材，更具有自传性质的“cult家族”，作者的发挥多少失去了“病人列传”里的游刃有余。从邻里乡亲到成长伤痛，故事无疑依然鲜活好看，但言说的对象从旁观走向亲历，想要继续达到“举重若轻”的效果，对于技艺的要求自然会在无形中抬高。在自己与生活、观察与记忆、情感与言说之间的火候分寸更难拿捏，能不能跳出来，俯瞰生活这是对一个作家的极大考验。正如一个优秀的配音人要远离自己的原始声音一样，真正的大家也需从自己的故事中远离并脱落出来。菊花、八摊、送终老人……作者做到了，成了风景。而奶奶、继母、和弟弟乃至“我”可能仍然只是回忆。他们让我们同情，但不是共情。
伤心真的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用喜剧的方式讲述伤心，当然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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