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现任校长刘长铭说：“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爱国行为，在我看来是一种愚昧无知。今天我们对学生进行爱国教育要走出仇恨的误区。不要一提爱国，就从1840年开始讲起。我们可以不忘记那段历史，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爱国就要憎恨别的国家和民族，仇恨会让我们失去理智……”
我想，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不光在我们中国的文化界，只要对于中国历史还能感同身受的中国人，都在思考。
之所以本文要把刘长铭这样一位北京重点中学的校长拎出来，公之于众，引发思考。供人品评。源于一直以来深藏在心中的一种倾向，一种隐忧。皆因以他的执业与身份，以他的认知与表达，在中国和平已久的今天，具有极大的代表性。
按历史辩证法而论，文人和教育历来都是一个社会的思想和首脑，他们是一个最为特殊的思想群体，对新旧事物的感受，现状、发生、发展，乃至趋势，最为敏感，最为客观，也更接近于真理。
无论是古代士君子提倡的“革新变法”、“文以载道”，还是中国近代的“革命、改良，新文化运动”，无一不是可以引领当时社会文化思想的一面旗帜。
对此，我不想妄加评论，乱扣帽子，或是逞一时的一时之勇，口舌之快，语言暴力。
我只想问一句，我们眼下的这群文人，是没有没有领受过日本大兵的刺刀？还是“国际化”的迷药喝多了？
究竟是什么？让他们丧失了自己民族的本体？是什么让他们虚无了历史？旁通了爱国？淡忘了仇恨？
究竟是谁给他们的思想里下了本无是非的蛊？还在如今这个山雨未来风满楼的今天，做起了整天慈眉善目的菩萨？还口吐莲花却还依然执掌着足以“祸国殃民”的教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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