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夏天，电视台播了《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我又美滋滋地追了《老房有喜》，心满意足地迎来了中学时代。当踏进三中初一（3）班的教室时，一群小孩互不认识、但又装作一点都不怯场的模样，稚嫩的脸蛋上写满了“我是中学生”，突然觉得心里有点发慌，想赶快找个座位坐下来，四处张望之际，赫然看见了小学同班同学赵天，虽说小学都是没心没肺地玩闹，不交什么朋友，但这时看到熟面孔还是亲切的，于是走近打了声招呼。接下来，我们陆续认识了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地理、历史、政治老师，其中班主任是个胖胖的男老师，教哪一科，我竟然忘了，可能是历史。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语文老师朱永贵。我的综合成绩一直排在班级第二名、第三名，几乎没有考过第一，主要是语文成绩相比数学和英语弱了些，班主任和语数外老师一合计，决定对我特别栽培。每次上语文课，学习新的课文，朱老师都叫人站起来朗诵整篇文章，整整三年，每次都是我！一开始还有人举手自荐，后来大家都知道，无济于事，老师就死磕上我了，即使我每次都紧张到打结、想找各种理由不读课文，永远逃不过。时间久了，我习惯了班里调皮男生对我的吁声，习惯了为大家读课文，习惯了提前预习、上课做好笔记，尤其是文言文，总会把老师口头释义的白话写在两行之间。久而久之，语文成绩竟然突飞猛进。这位朱老师，我很感激他，直到今天，我的学习习惯都是他那时候教会、养成的。高一的时候，他也做过我一年的语文老师，高二换成别人了。初中三年从未批评过我，高一的冬天因为大雪天，上课迟到，他把我的课桌和书本全部扔出了教室，让我在走廊罚站，那次我哭得很伤心，当时心里都是屈辱，不曾想那时对他最后的记忆，十多年后，他就过世了。
初中的数学老师叫张震，手臂特别长，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他教的，我几乎一看就会，满分150的试卷，我每次都是第一，有过满分、有过148分，很难的时候也有130分以上，以前坐三轮车回家（那时候还有三轮车夫拉生意的），还有同学在后面追着我问，是怎么学好数学的。我也不知道，初三的时候，班级第一次晚自习，班主任说，大家要紧张起来、准备升高中了、晚上不要看电视，多学习之类的话。然后做了个睡觉时间调查，问晚上9点前睡觉的都有谁。全班80多个人，竟然只有我一个人举手！老师让我紧张起来，要学习到十一二点。于是我听话，也自从开始熬夜学习后，我的成绩开始不如以前。所以，我想跟那个追着我三轮车的同学大声说：睡觉，别熬夜！
2003年，中考结束，我的分数可以上一中，也可以上三中，前者是全市理科最好的学校，后者是全市文科最好的学校，填志愿的时候，我听了初中部老师的建议，第一志愿是三中、第二志愿是一中。结果当然是被分数线相对较低的三中录取，进入重点班。为此，妈妈很生气，拉着我到一中问了一圈，已经没有办法。似乎因为这样，我跟北大、清华渐行渐远......人生嘛，总是有很多分水岭，一念之间，就有了不同的可能。
高中时期，我高一住校，高二租房，高三住家。班上的城市同学越来越少，大面积的农村孩子，大部分刻苦读书，刻苦到令人发指。举个例子，我在住校的时候，也还是每晚10点多就睡了，半夜一两点去厕所，经过走廊的时候，楼梯上坐着十几个人，好几个都是我宿舍的，她们借着微弱的灯光学习。每当这时，我觉得我在她们眼中是废柴。高一就这么紧张，还要不要人活了？高二，我毅然决定跟宿舍一个大美女租房住，一个月60元，租在学校旁边民房楼顶的阁楼里。后来，因为她早上用我的洗脸盆接刷牙吐出来的水，俺俩有了嫌隙，各自租房去住了。高二下学期，妈妈把她的金项链、金戒指卖掉，买了一部电动车给我，我成了全校唯一骑电动车上学的学生。那时候是很拉风的，于是我顺理成章搬回了家；每天下晚自习，有个同学骑自行车总喜欢扶着我的胳膊，要借着电力把她拖回家......
那时候我家在雪地啤酒厂旁边，每天清晨6点，工厂广播里准时响起周传雄的《黄昏》、《我的心太乱》、《记事本》，在宁静的清晨里听到小刚的歌声，是我高中三年感到最美好的事情。周传雄的歌在安徽火得一塌糊涂，《超级大赢家》、满大街的音像店、学校/工厂广播，都在传唱。当然，同时期的还有周杰伦、蔡依林、罗志祥，爆火！从磁带到MP3，总有听不完的好歌。
一边玩一边学习，到高三，身高定型了，妈妈允许我留长发，终于可以把我的大脸盘子藏一藏，终于有点女孩子的样子了。2006年，高考结束，再也不愿意像机器人一样的学习，我整天睡觉，脑袋里想象着各种故事，妄图进入另一个世界。填报志愿，我只想去离家最远的地方看看，于是，第一志愿是海南儋州大学，第二志愿依着父母的要求，填安徽农业大学，第三志愿随便填了个福建师范大学，想着为回福建留一丝可能。
结果，被第三志愿录取。我连去海南的路线都研究好了，先坐火车到广东的最南边，再坐轮船......现在变成去福州。好吧，那就回！这又是一个人生的分水岭，下一篇文章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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