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与知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是陶行知先生一生践行的一句话，也是他一生教育理念的结晶。“行知”来源于明代心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但是陶行知先生认为知与行不仅要互相结合，行更应该在知之前，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对于现代的教学具有很高价值的借鉴意义。

陶行知先生提倡生活教育理论的教学论。陶行知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陶先生所说的“做”是指“劳力上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教学做合一既以做为中心，便自然而然地把阳明东原的见解颠倒过来，成为‘行是知之始’，‘重知必先重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可见陶行知的“做”是建立在“行”的基础上，是以“行”求知，强调“行”是获得知识的源泉。

值得注意的是，陶先生所说的“行”与我们现在所讲的实践还不同，他所说的“行”还只是个人狭隘的琐碎的活动。陶先生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

在他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

生活教育理论在反传统的旧教育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揭露并批评了旧教育存在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在当时的历史下，对普及识字教育、扫除文盲，在很多方面是适应的。如陶先生提出“教学做合一”，要求“教”与“学”同“做”结合起来，同实际的生活活动结合起来，这对教师就有了新的要求。要求教师尊重学生，注意教学之外的生活，指导学生在实际的活动中学好本领，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当时的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积极作用，对我们现在的教学方式也有启发之处。

从我们当代的教学中来看教学做合一，在教学上大多数教师都能做到“教与学”的统一，却忽略了学生的“做”。

陶先生视“教学做”为一体，“做”是核心，主张在做中教、做中学，强调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上说“做便是学”。

“做”，实际是一种行为的强化，先学后做，这是一种对知识的温习，是将理论运用到实践的一个过程；先做后学，这是一种对未知的探索，学生在此过程中不仅能通过实际的动手寻找到真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充分地锻炼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 “做”的范围很广，但对于学生来说，就是用笔写、用笔画、动手进行实验操作等；从学生最基础层面的动笔开始，再慢慢到能自行设计实验，最后能进行实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