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虫儿呢？
二十岁时对我影响最大的华语作家台湾是柏杨与李敖，大陆是梁晓声与张贤亮。柏杨仙逝，李敖老矣，上海的小宝著文骂李敖“老而不死是为贼”，原因虽多主要就一条：史泰龙变成了马屁虫。李敖一生批蒋介石、骂国民党，换个角度看其实国民党成就了李敖，李敖曾自嘲“被困在小小的台湾岛上，敌人的水平实在太烂。”但是如果他当年没有随父亲赴台，后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当白色恐怖结束，李敖的对手被赶下台了，民进党又不成样子，年岁渐老骨质疏松，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至今依然喜欢“真人李敖”，而不是“大师李敖”。那么柏杨先生可以盖棺定论了吗？淡出公共话语很久的柏杨似乎早就过时了，如同窗外天鼓大作，空气愈发沉闷起来，到底要来一场雨才好。对柏杨先生恐怕无论毁誉，关注与研究都是远远不够的，这篇小文算是一个雨滴罢。
柏杨原名郭衣洞，河南籍，孤儿，早年加入国民党。写作领域主要是三个方面：一、史学。主要有《白话资治通鉴》《中国人史纲》《皇后之死》等；二、小说。《旷野》《怒航》《古国怪遇记》等；三、杂文。《玉雕集》《西窗随笔》《倚梦闲话》等。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丑陋的中国人》，在海峡两岸影响巨大，正版、盗版风靡一时，对他的喜爱或讨厌也大都由此书而来，可谓毁誉参半。想当年初读此书，真是热血沸腾，恍如醍醐灌顶，认为中华文化的病根皆在于此，鲁迅著作是“参同契”，西方思潮是干柴，柏杨、李敖是烈火，愤怒的青年终于新鲜出炉。
亢奋转向平淡，极端偏向客观，痛骂走向批判，再读柏杨，发现感受很不一样。现在可以与之对坐倾谈，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有些值得商榷，有些依然令人拍案。
这部小书是柏杨杂文选，今天只略谈开头第一篇《早起的虫儿——与柏杨谈敏感问题》。柏杨作为国民党的忠实追随者，曾经写过大量的“反共小说”，却因为1968年的“大力水手事件”，被台湾当局以“侮辱元首”、“通匪”、“谍匪”等罪名逮捕入狱，前后长达十年之久。这篇文章就是柏杨出狱后李宁做的一次访谈。
出狱后的柏杨从关注个案更加转为探究背后的原因。他提出的“酱缸”一词深刻描绘了中国社会的特性。比如刑讯逼供、独裁专制等问题，必须找到文化上的病根才能连根拔起，否则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国民党就是中国文化必然的产物，如果没有国民党，或者国民党消灭了，再出来一个党，还是一样。”军事北伐、政治南侵时的国民党生机蓬勃的不得了，可是一旦掌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柏杨称之为“病毒效应”。柏杨认为没有一个政党值得为之献身，只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才值得为之奋斗终生。颇具戏剧性的是，柏杨写过很多反共小说，但当他发现进了自己为之效忠的国民党监狱后，根本无理可讲，无法可依，竟然和他笔下所写的反共小说一样。所以，他出狱后，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入狱的那一天，以此表示与国民党的决裂，代表着精神的重生。柏杨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自动交出权力。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个人由衷的钦佩蒋经国，固然也是大势所趋，但是蒋经国的政治智慧与眼光，却使他做出了与潮流一致的抉择，不愧为了不起的政治家，绝非后来那些民进党政客所能相比。在某种意义上，蒋经国拯救了国民党。柏杨不认为通过暴力取得的政权能实行真正的民主，那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对于人权柏杨认为：你必须尊重别人的权利，不能只有我没有你。他特别希望中国人不要再崇拜权势，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对于在野的异议人士，柏杨认为他们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民主品质，否则上了台，掌了权，如出一辙，那我们何必换个人来骑我们呢？我们宁可要从前的，至少那种骑法是我们习惯了的，
对于虚名之下的赞赏与抨击，柏杨的态度是“任何攻击都不能使我气馁，任何赞扬都不能使我昏头。对于不该是我拥有的虚名和抨击，我都一律受之有愧”。
我连半毫的“虚名”都木有，但是，柏杨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向先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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