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是接近亚洲大陆的东欧国家，可能由于地缘上的邻近，伊凡娜长着一张欧亚混血儿的脸。她在中国居住工作，用筷子吃了五年的稻米后，言谈举止、思考事情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像中国人。看着她发给我的泰国、巴厘岛、越南等地旅行照片，穿藏青色缀白碎花连衣棉布裙站在热带丛林中的她，让我想起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笔下的母亲以及电影《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伊凡娜是个能够在江南水乡白墙黑瓦下、青石板路上顾盼生姿巧笑倩兮的东欧女人。
2013年秋，我与伊凡娜第一次见面。问她想去哪儿。她提议去寺庙。于是，我带着她和她女儿Lada（拉达）去了温州一座香火很旺的寺庙——妙果寺。正当我们在大雄宝殿仰望如来佛时，两侧偏门进来两队人，僧侣领头，身后是手臂上系黑布的男女老少。“funeral，funeral”，我着急忙慌地拉着她俩离开了大殿。迈出寺庙门槛，我们仨憋不住大笑。与她的初识竟与电影《非诚勿扰》秦奋与笑笑在北海道拜佛遇上家族葬礼的桥段如出一辙。伊凡娜告诉我，在乌克兰她和朋友家里都喝茶，不怎么喝咖啡，来中国后，更是爱上绿茶。那次初遇后，她去了我念念不忘的深圳，在一所国际学校教英文。“For the moment you are the only Chinese whom I trust and with whom I communicate on the whole china.” 那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们站在江边，拉达捧着烫手的红薯，一丁点一丁点地扒皮吃。伊凡娜问我，为什么我的眼里透着悲伤。我不知如何解释那是受咖啡瘾折磨多年的后遗症。大约一年后，我试着用错误百出的夹生英语回答了她：因为咖啡，所以悲伤。
2016年清明节，时隔三年，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时，我还没当妈，这回有了一个女儿。伊凡娜认了树儿当干女儿，树儿的外文名就叫Ivanna，拉达自然而然就成了干姐姐。就这么着，误打误撞认了乌克兰亲戚。伊凡娜从深圳坐动车出发前往温州前，特意嘱咐我别为了她们额外破费。她知道我手头不宽裕，因此不希望我勒紧裤腰带打肿脸充胖子。她们在温州待了三天，所有费用都坚持平摊。
4月2日，她们刚下动车，拉达迫不及待地问我能不能带她去三年前的那家奶茶店，喝一杯一模一样的掼满奶油的奶茶？我告诉她，那家奶茶店叫作“小茶悦会”，它是连琐品牌店，温州有许多家。“不不不，一定要是同一家。”伊凡娜也无法理解女儿为什么一定要去同一家店。于是第一站，我们就去了小茶悦会。“Mama,I am in heaven.”拉达舀了一勺潘朵拉奶茶上的奶油，陶醉地说。当晚接风洗尘选在了“那行咖啡馆”，之所以选那里是因为伊凡娜有三幅油画放在那儿寄卖。伊凡娜和我一边喝着比利时小白熊牌冰啤，一边聊天。相处下来，我发现了拉达既有青春期的叛逆又通情达理，相信这与她小小年纪就旅居国外有关。虽然她还不满十三岁，但已经懂得照顾别人了。
4月3日，我们去永嘉芙蓉古村游玩。拉达查了天气预报，提醒伊凡娜多穿一件毛衣以防感冒。开车前往永嘉途中，近一小时的车程令树儿有点烦躁，拉达帮她戴上耳机，与她分享音乐。颠簸中树儿睡着了，她马上关车窗，并给我她的外套，让我垫在腿上给树儿当枕头。在芙蓉古村古戏台池塘边，拉达见到一群鹅，兴奋地告诉我，在乌克兰乡下奶奶家里也养了一大群鹅，鹅的叫声呱噪，她讨厌极了。芙蓉古村景点里还居住着几户当地人，路过一户人家，男主人正在院子里刨木头，伊凡娜告诉我，拉达的爷爷也是木匠，从小她就爱闻刨花的香味。“我觉得在像这样的古村里还有人生活居住挺酷的，否则就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景点，一点意思都没有。”拉达一边吸着青草豆腐一边说。当天中午，我们在景点所在的岩头镇一家农家乐吃饭，伊凡娜饶有兴致地尝了腐皮、花菜干、田鱼、金粉饺等当地菜，拉达则在一旁吃汉堡薯条喝可乐，没动一下筷子。伊凡娜跟我解释，拉达不太习惯吃中餐，出去旅游时她们经常各吃各的。我委婉地告诉她，这样做在中国可能会被指责没礼貌，拉达很幸运，有一个给她自由的妈妈。
开车返回途中，伊凡娜尝了一口我为她准备的青团（一种由艾草汁做成的糯米团子，清明传统食物）后说：“在乌克兰，我们也有自己的清明节Green Day，月份比中国迟，一般在夏天。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参观寺庙时遇上一场葬礼法事吗？在乌克兰，人们认为遇上葬礼会带来好运。这次见面，我们一起过清明节，Tomb sweeping day，又是与死亡有关，真是太巧了。”祭拜扫墓的路上，我们聊起了工作。“对于我父亲那辈人来说 ，工作不仅仅是养家糊口。他们许多人相信劳动光荣，是为祖国建设做贡献，他们真的兢兢业业，一辈子只从事一份工作。”“但现在，我们只会为了自己工作。”伊凡娜说。车里的拉达一路听欧美流行音乐。拉达长大了想去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因为那里有好莱坞。伊凡娜与我同年代，我们爸妈那一辈都经历过自己国家的“文革”，年轻时拍照都会摆出“革命样板戏”的站姿，昂首挺胸，满怀憧憬地望向远方。拉达无法相信照片中意气风发的爷爷奶奶不是站在戏剧舞台的聚光灯下演戏，他们平日里就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在那个年代，个人对于集体、国家是亲近的。车子路过父亲生前工作过的乡村工厂，二十多年过去，通体贴满红色马赛克瓷砖的工厂围墙在青山的怀抱中仍旧是突兀显眼的。工厂宿舍顶楼平台上还挂着一串串五颜六色的小灯泡，就像圣诞树上挂的彩灯，那还是九十年代大伙过年不回家留守厂里开庆祝会时用过的彩灯。在沾满灰尘的破旧彩灯里我还能回忆起父亲当年浪漫的奋斗青春，那个年代，厂里的工人最爱唱的一首歌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4月4日清明小长假最后一天，离返回深圳的动车开车还有四十分钟，我们坐在候车厅喝龙井聊天。在检票口，伊凡娜和我紧紧拥抱了一下，拉达亲了一口树儿肉肉的脸蛋，然后奔向站台。我们定下了一个美丽的约定，将来我会带着树儿去乌克兰她家做客。
虽然肤色不同，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要比不同点多得多。第一次与伊凡娜见面时我还没孩子，拉达还是个害羞的，黏妈妈的十岁小女孩；这回见面，我已经是一个一岁半孩子的妈，拉达变成了略微叛逆的十三岁少女。伊凡娜为了攒女儿的学费、往返乌克兰的机票钱、假期带女儿出国旅游而拼命工作。她很喜欢绿茶，而我则嗜好咖啡，钟爱的理由是一样的：生活有时是艰辛的，茶、咖啡能够令人放松、振奋，有时候需要喝点茶或咖啡，然后接着相信tomorrow is another day。我陪她去了一家老茶行，买了二两乌牛早，三两铁观音，都是清明雨前手工采摘制作的新茶，还送了她一小罐家里存的碧螺春。这家茶行开在菜场边上近二十年，每次去买茶叶，老板都会请客人坐下来泡一壶茶慢慢喝，一般都会喝上三巡，聊聊与茶有关的事。虽说是免费招待，但泡茶程序谨遵茶道一点都不马虎，茶叶也是铁观音、普洱等当年采摘烘焙的新茶。“Who is more Europe， you or me?”伊凡娜和拉达在我家当沙发客的时候，我准备了蔬菜沙拉、鲜牛奶、酸奶、煮鸡蛋和每天下午三点新鲜出炉的黑麦杂粮面包当早餐。她一边撕面包，一边啜了一口煮的危地马拉咖啡，揶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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