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州博物馆历史展厅陈列着一尊汉代绿釉陶猪，它长38.5厘米，高24.2厘米，泥质红陶，通体施绿釉。猪两耳前伸，长鼻獠牙，四肢短粗，颈部鬃毛耸立，短尾盘于臀部之上。从体态上看，这只猪鬃毛剑突、獠牙外翻，还保留着野猪的特征，但其头身比明显小于野猪而大于现代家猪，显示其正处于野猪向家猪的驯化过程中。
猪广泛深入中国人的生活，其用途非常广泛，最重要的是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与其他家养牲畜相比，猪具有食性杂、繁殖力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换效率高等特性，使得猪肉成为从古至今中国人最主要的食用肉类。孟子曰：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食肉矣。《木兰诗》：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苏轼作诗《食猪肉》：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这些食用猪肉的记载都说明了猪在古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历史中，家猪对于农业生产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积肥。明代《沈氏农书》记载：羊雍宜于地，猪雍宜于田……养猪六头，养六个月……每窝得雍90担。《周礼·地官》记载：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埴垆用豕。在沧州博物馆历史展厅中，展出一件汉代绿釉陶圈。其上部是一间厕所，下方则是猪圈，这种厕所与猪圈合二为一的建筑，在汉代叫作“溷”，现代我们称之为“连茅厕”。人与猪的粪便堆积在猪圈中，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便于积肥。
猪的全身都是宝。猪可以入药，《本草纲目》把猪列为可以入药的26种畜类之首，对猪的药用价值做了充分说明，比如猪肉可补肾气衰竭，猪血可治中风眩晕，猪乳可治小儿惊痫等。猪的皮毛、牙齿可以做衣服、武器，《肃慎国记》记载：猪放山谷中，食其肉，衣其皮，绩猪毛以为布。《左传·隐公五年》记载：皮革、齿牙。杨伯峻注曰：皮为茵鞬，革为甲胄，骨所以饰弓两头。
除了食用、使用之外，猪的另外一个重要用途便是祭祀。大汶口文化中，人们以猪头随葬；殷商时期，猪牛羊组合祭祀情况开始出现，甲骨文中就有记载：丁巳卜,又燎于父丁百犬、百豭(公猪)、卯百牛”；周代《礼记·王制》记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侯社稷皆少牢。牛羊猪三牲为太牢，羊猪二牲为少牢；秦汉直至南北朝时期，猪肉是民间祭祀首选用肉，在秦汉之后的文献中，如果没有特别指明，“肉”一般特指猪肉。唐宋时期，《杂五行书》称:“灶君以壬子日死,不用此日治灶,常以五月辰日,猪头祭灶,令人治生万倍”，猪肉祭祀礼俗能得到继续传承。明清时期肉，年终岁尾之时，百姓有“杀年猪”的习俗，民间祭祀仍广泛使用猪。清代有“食祭肉”习俗。《清稗类钞·饮食类》记载：肉皆白煮，无盐酱，甚嫩美。
家猪的存在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除了在物质上的广泛使用，其在精神文化领域的也有着重要影响，我们会在后续文章中陆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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