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各地都在迎接这一场降温，而东京的天气很快也要转凉了。今天结束了集体活动以后，同行的人大多去繁华的涩谷、新宿、秋叶原买买买，而我晚上约了在早稻田大学上学的朋友陈和斋藤。虽然他们都在准备期末考试，但毕竟可以腾出时间。终于可以与多日不见的好友这么自在地聊天了。
说起结识他们，那是在几个月前印度尼西亚日惹举行的亚太机器人竞赛上。我们几个国家派来参赛的学生，我们中国，还有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等国家，在比赛之余聊了很多。
一年前，我刚刚进入学校机器人队。此前课余时间我参加过不少科技竞赛，成绩勉强，当时只是想着再做一个比赛而已。外界关于机器人队的各种“生活条件”“福利待遇”，我都没听说过。
直到真正在机器人队以后，才知道所谓排除干扰去面临一个越来越巨大的压力是什么样子。课也都停了，住的地方也搬过去了，二十几个人像是人生没有别的部分一样围着转。好像离比赛越来越近，出的问题反而越来越多。整个系统的构造逐步接近我们管理能力的极限，或者说早就突破了——因为我们对很多隐藏的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只有枯燥地把测试重复一遍又一遍。
日本很少有味道太激烈的菜，三个人聚到饭馆里也都点的定食。我们的谈话也是，毫不油腻。陈是江苏人，去早稻田做留学生，所以他就当了我和斋藤之间的翻译。聊天的话题从最近在东京的经历到日本的大学，从中国的朋友到印度尼西亚的比赛，无所不包。我给斋藤带了中国朋友的礼物。她很高兴。
一顿饭下来，意犹未尽，我们去校园里走了走。学生们大多在准备期末考试，有的在教室里学习，有的在自习室里激烈讨论。他们带我到一个类似创客空间的工房门口，这个工房平时是朝九晚五开放的，各种社团都借助这里做科技竞赛，从Robocon到方程式赛车，门口都能看到他们的海报。这里也是他们Robostep的“基地”。他们白天除了上课，就是在这里作比赛。在早稻田大学，做这类比赛都是学生社团自发的，甚至连经费也要学生自掏腰包。这时候已经是晚上，不在开放时间内，很遗憾没能进去参观。
这让我想起了在印尼的比赛，我们认识了马来西亚科技大学的朋友们。最早他们做比赛的时候，学校不支持。他们只能到马路边找了一处空地开始做。不过到了最后，他们还是成为了马来西亚的全国冠军。
我向来钦佩那些内心拥有强大力量去追求自己目标的人，不论他们在日本、马来西亚、中国，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我们队友中也有这样的人，热爱自己的事业，无论条件如何变化，都把自己的心思扑在比赛上。我在做比赛这段时间一直见证着他们的言行，很佩服他们。
然而，相比于外国的朋友，我更看到了国内整个大环境的不足。虽然国内做大学生机器人竞赛的强队技术水平很高，但至少几支强队，都免不了与行政利益过多捆绑。作为学校方面，出于某些不必多言的原因，显然是乐于见到学生取得好成绩的。校方为了排除干扰，会让学生停课，将几乎所有不是睡觉的时间投入到比赛中。而同学们为了参加这个比赛，不得不接受这个条件。所以，你能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是大三、大四的，因为学校并不会鼓励大一、大二的工科学生逃课去做。至于最后影响学习成绩，也只能通过在比赛中取得佳绩，来找校方弥补这些损失。
恰巧这几天晚上，我在东京住地的室友是一位行政管理专业的研究生。夜聊中，他透露，他做过不少实地调研，发现许多事情，因为行政部门的利益，而最终得到了很不好的结果。
刘慈欣在《三体》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几年前，当我在深圳从美国旧金山的朋友Sam那里知道他们那座城市的创客空间遍布全城，而且每一个都像深圳的柴火创客空间那样热火朝天时，我惊讶于他们民众对于动手制作的热情。我也希望中国也有这样的地方。然而，很快，“创客”在大众媒体成了“创业者”的代名词，许多城市里创客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自己动手创造的人却并没有因此增长多少。
如果，中国的同学们能有机会更纯粹地追求比赛的乐趣本身，而不是受到这些行政上的限制，难道不是更契合心中的热情吗？而且这样也会更加接近比赛的初衷吧。
我们在自习室里聊了很久，时间却不等人。陈之前告诉我说，他们早稻田的学生多是东京人，他自己也在东京租房。学校没有宿舍，他们的通勤时间往往有一小时左右。我们依依不舍地走向电车站，尔后分别。
真期待在下次比赛的时候见到他们。Chai-Yo!
201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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