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魏晋风度及酒

李白在继承历代酒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大量实践，以开元以来的经济繁荣作为背景，以诗歌作为表现方式，创造出了具有盛唐气象的新一代酒文化。说李白是中国酒文化之集大成者，并不过分。李白对中国酒文化的影响和贡献，主要是在精神上，将饮酒提高到了一个哲理的层次，“形成了心系忧愤、把酒长志,心存魏阙、以酒解忧、心念同道、以酒交朋，心慕贤圣、把酒问天的人文精神”。

一、魏晋名士与酒

对李白思想研究的探索，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所关注的共同问题。盛唐时期是我国除魏晋以外又一个以饮酒引起学者关注的时期，杨义先生称盛唐的这种饮酒之风为“醉态盛唐”，这四个字概括了盛唐时期文人雅士的普遍爱好，酒文化渗入盛唐文人的文化生活，盛唐文化与酒完美结合，但实际上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魏晋名士将酒从“成礼之酒”变成“日常之物”，拉近了酒与文人的关系，魏晋名士推动诗酒文化传统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竹林名士，他们都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人，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是竹林名士的饮酒只为饮酒，比如刘伶的饮酒给人一种嗜酒如狂的名士形象：“常乘鹿车，携一壶酒......”竹林名士虽然饮酒，但还未使诗与酒结合，正如杨义在《李杜诗学》中所说的他们“把酒融于生命，而没有融于诗章。”《世说新语·任诞》篇中，一些文人作出与猪同饮的行为，毫无文人雅态，到了西晋时期，文人雅士的饮酒之风完全成为彰显名士身份的手段了。

文人饮酒的雅化从东晋开始，当时众多文人举行集会活动，或饮酒赋诗、或赏花清谈，饮酒渐渐演变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如著名的兰亭集会，也是饮酒逐渐文人化的重要表现。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出了文人的风度，饮出其平淡冲和的人生态度。

二、李白与酒

发展到盛唐，诗与酒的联系在文人中愈发紧密，蔡振楚先生《唐宋诗词文化解读》中的统计，李白共写过250首与酒有关的诗歌，在盛唐诗人的咏酒诗歌中数量最多，我们说李白是盛唐诗歌风流的顶峰。咏酒使得李白的才思更加敏捷，创作文思泉涌，李白在《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说：“开琼筵以坐花，飞御殇而醉月，不有佳咏，何神雅怀，”可见李白在醉酒后头脑达到极度兴奋的状态，李白作诗时喜欢饮酒，饮酒时喜欢作诗，在李白看来，诗酒是不分离的，紧密联系的。

另一种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受魏晋名士风度的影响。李白的教育加上他本人豪放不羁的性格，使他对魏晋那种“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的名士风度羡慕不已，于是李白学习魏晋名士的饮酒来追求一种放达的风度，另一种原因，文化氛围的熏陶成为李白酷爱饮酒的重要原因，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中认为，盛唐的人生观是一种“放纵的、自由的、爱自然的人身观。”李白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尽情释放自我，追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内心渴望“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自我肯定，饮酒是实现自我释放的最佳途径。

李白与魏晋名士的饮酒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们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放达，但他们的根本目的和心理动机还是有差异的。魏晋名士饮酒之后是狂妄的、无所顾忌的，往往是假借醉酒表现出来的。魏晋动乱的环境，名士少有全者，生死祸福往往在旦夕之间，他们内心的痛苦无法排遣，于是借纵酒来发泄内心的痛苦和对现实的不满。饮酒又是魏晋士人逃避灾祸保全自身的一大途径，如阮籍不愿意同司马家族联姻又害怕招致罪祸，于是假借醉酒而离开。《苕溪渔隐丛话》中说：“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正道出了魏晋士人饮酒的真正缘由。在他们沉醉的外表下，隐藏着对人生、对世事的深刻而清醒的认识。阮籍在魏晋以放达著称，公开反对礼教制度，同时阮籍又是谨慎而理智的，他一生“口不臧否人物，”所以他表面的狂放实际上是他内心极度压抑表现出来的“佯狂”，这“佯狂”在内心理智的约束下适可而止，既能宣泄内心的苦闷又能避祸全身。才智过人的孔融对曹操极尽挖苦之能事，赤身裸体的祢衡踩着鼓点对曹操骂不绝口。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第一次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他表示自己要效法老子、庄子，不必计较名利得失，只求自在和逍遥。

李白性格极度狂傲，他自恃甚高，把成就伟业，博取功名看作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给自己定位的职务是宰辅大臣，给皇帝指导工作。他的自我评价是这样的“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自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于诸侯，三十成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与韩荆州书》) 用兵可以“谈笑三军却”，治国能够“调笑可以安储皇”。李白这种高度自信、目空一切的气概，较祢衡、阮籍、嵇康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酒对李白来说，那作用就更大了。他入仕求官离不开酒，吟诗写赋离不开酒，得道登天离不开酒。

在青少年时期，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渴望“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饮酒不妨可看作是他达成这一

目的之手段，因为在盛唐时期，饮酒已成为文人官僚之间一种必要的应酬方式。这种社交方式的饮酒主要是为了声名远播。这与李白早年“隐逸求仕”异曲同工。

当他因诗一鸣惊人之后，他更加离不开酒了。酒后的李白文思汹涌澎湃，异乎常人，能将笔墨发挥到极致，给后人留下了“斗酒诗百篇”(《饮中八仙歌》)的酒仙形象。当他的政治理想化为泡影之后，道家、佛家思想，便上升为主导，他产生了深深的厌世情绪，固执的登天情结，对李白来说，这情绪、情结达成的最好的现实媒介还是美酒和诗。

李白不仅是“诗仙”，“酒中仙”，他向来欣赏魏晋人的饮酒风范：“颜公二十万，尽付酒家钱。兴发每取之，聊向醉中仙”。李白与陶渊明的“饮酒”都是那种“酒中有深味”的感觉，是接近自然的真性情，而陶渊明的饮酒更多的是“平”，李白的饮酒更多的“狂”。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

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

        ——《戏赠郑溧阳》

酒在李白的笔下，是豪放自由的，主要描写的是李白的心理感受，是饮酒后的愉悦和满足。李白也有借酒浇愁的时候，“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也有及时行乐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也有酒后追求自然境界的时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李白之饮酒，在于“入世”与“出世”无从抉择的矛盾。李白满怀济世的热枕进入社会，饮酒激起了他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碰壁，这在失望与颓唐之时，饮酒给予李白的是一种解脱。但这解脱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李白始终关注着社会，入世的情怀对他来说始终无法割舍，只有借酒浇愁却“愁更愁”。所以李白饮酒纵乐的本质，不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而是饮酒释放出的痛快淋漓的精神力量，是出于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李白生活于大唐盛世，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使他眼界开阔，心境高远，没有魏晋文人的苦闷与压抑。李白在酒中表现真实的自我，抒发人生的理想，挥洒生命的热情，虽然有时李白也借酒浇愁，但他饮酒的行为更多的是豪放飘逸，洒脱不拘。李白的饮酒诗带给人们的是自由进取，是仙风侠韵，而不是苦闷与颓唐，更不是纵欲的放荡。

酒使李白天真浪漫，狂逸纯朴的真性情自然流溢而出。饮酒不仅增添了李白傲视王侯的气概，张扬了他的人格力量，而且使他天真浪漫，狂逸纯朴的真性情自然流溢而出。通过狂饮醉歌，李白向世人袒露出自己自然率真的个性。“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江夏赠韦南陵冰》）诗人的自我在酒中极度扩张，气吞山河，直到移山倒海，狂豪之气呼之欲出。“举杯向天笑，天迥日西照”（《独酌清溪江祖石上寄权昭夷》）宇宙中夕阳下兀立着手持酒杯，仰天大笑的诗人，天地间只剩下狂放的自我，有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豪情壮志。

李白一生嗜酒，其狂傲飘逸的人格也与酒密切关联。酒是李白人生的伴侣，酒意与仙风是李白生命的动力，有了酒，李白就有了傲视王侯的勇气；有了侠骨柔肠，就有了诗的激情，仙的风采。杜甫称赞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在中国历史上最能代表诗酒风流的是李白，饮酒能称酒仙，吟诗堪作诗仙的人，数千年来，仅李白一人而已。诗与酒是透视李白人格的聚光，人们常说诗酒风流，李白之于酒，又绝非市井中狼藉猥琐之酒鬼，而是高标超脱飘逸潇洒的酒仙，堪作诗仙，数千年来，仅李白一人而已。

李白一直有着治国国平天下的志向，可是君王不重视，权贵排挤，仕途坎坷，真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所以，诗人通过他的诗歌向当权者挑战，即使在清醒之时，也敢高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他把自己的不平与愤怒，在酒中释放。李白借酒，凸现他的傲骨狂态。“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他戏万乘若僚友，视王侯如草芥，虽然出身平民，却不肯向权贵们低头，始终保持着自己傲岸不屈的独立人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对李白来说，无论是帝王、还是高官，都可以与他们平等比肩，嬉戏调笑。

三、李白对魏晋人物的接受

从李白诗中的魏晋人物来看，李白对魏晋人物的接受主要有三个方面：归隐、任诞、诗酒。

李白确实有儒家入世的一面，忧国忧民，渴望建功立业，希望可以得到任用建立功业。但是功成之后李白会更加倾向于身退。《古风五十九首之一八》“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雠。”借石崇不退而造成大祸表达自己功成应该身退的想法。但是现实结果是报国无门，一展宏图的愿望落空，此时李白想到的依旧是隐逸。从诗歌的整理中也发现，隐逸诗人的诗歌最多，陶渊明、谢安都是有隐逸倾向的，而诗歌中很多篇目都在表达对谢安高我东山、陶渊明归隐的羡慕。由此可见李白不仅寄情于山水，即使大家多认为李白热衷建功立业其最终结果依旧是归隐山林。同时，从其现实交友中也可以看出他归隐的倾向，李白与僧道交往也较密，常用支道林等名僧来称赞僧行融等人。因此，李白在仕与隐之间矛盾是不能功成身退而隐的不甘心，无论是建功立业还是怀才不遇，李白最终的选择都是归隐。

李白引用魏晋人物的诗中对很多魏晋名士的任诞行为都津津乐道，单王子猷访戴未见戴却乘兴而归一事就出现了13 次。王羲之好鹅用书法作品交换、王羲之坦腹东床成快婿、张翰因秋风起思念鲈鱼鲙而归家、山简醉似泥、谢安汎海船泰然自若、谢安携妓东土山、王子猷爱竹啸名园、陶渊明漉救葛巾等等魏晋人物的任诞行为进行描写，从李白诗歌中可以看出对这些行为的欣赏。现实生活中李白也是一个浪漫而豪迈的诗人，颇有魏晋风度。

魏晋名士重视即使享乐，经常纵酒来消解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人生苦短的愁闷。《九日登山》中陶渊明辞官归隐却归去来的原因是为了杯中物即酒，山简也是常常醉似泥，两人都经常出现在李白诗中，而且李白在诗中经常以山公自比。李白诗也说“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只有饮者留其名”都写出来酒在李白生活中的重要性。饮酒后往往诗兴大发，于是也讲究作诗。李白常常用魏晋人物称赞友人们的文采，如《赠从孙义兴宰铭》“河阳富奇藻，彭泽纵名杯”，借潘岳之文采、陶渊明之情怀夸赞友人的文采和风流。李白常常引用谢灵运梦得池塘春句的典故，一方面表达与从弟兄弟情深，一方面表现李白对佳句的追求。

李白诗中谈及的魏晋人物重复较多，可以看出李白对魏晋人物的选择。而李白诗中对同一典故的重复运用可以看出李白对魏晋人物所接受的内容。对李白诗集中关于魏晋人物诗歌的筛选整理制作了表格，并且对表格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可以看出李白对魏晋人物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归隐、任诞、诗酒三方面。李白在仕与隐之间确实一直摇摆，但是从他的诗文以及对魏晋隐逸人士的羡慕可以看出李白的归隐之心的。虽然最后因为怀才不遇、不收人用被迫归隐，但这只是为满足李白功成然后身退的愿望罢了，毕竟成就功业之后李白也会归隐。同时，李白对魏晋的任诞行为非常赞赏，至于诗酒文化，李白作为酒仙和诗仙本就一直都是这样奉行的。

结语

酒是生命的汁液，给李白以豪情，酒是人生的明镜，映照出李白豪迈率真的个性。他把酒作为情感抒发的一种寄托，将其融入到精神的诗歌中，表现出独特玄妙的情感，焕发出特殊的意象，产生丰富而奇妙的意境。酒在李白身上，是一种生命意志的体现，使他的内在情感可以得到自由的宣泄，情感精神与宇宙融为一体。诗人已经将自己的生命意志融入自然之中，和自然一样走向永恒，表现出李白轻狂之态和哲人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