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认为道琼斯指数受到了以下事实的帮助：有人认为我们会隔离四到五个月，而你不那样做……如果你做了那样的事情就摧毁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将很快开放，我们的时间到了，周一或周二就到指定的两周了，但是我们会比这停留更长的时间。
“好吧，我认为道琼斯指数受到了以下事实的帮助：有人认为我们会隔离四到五个月，而你不那样做……如果你做了那样的事情就摧毁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将很快开放，我们的时间到了，周一或周二就到指定的两周了，但是我们会比这停留更长的时间。
——特朗普（2020/3/24）
“让我们尽两党合作的最大诚意来共同努力，尽快完成这项工作。除非我们尊重科学！科学！科学！否则它不会发生。对于那些说我们选择祈祷而不是科学的人，我要说，科学是我们祈祷的答案。”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新闻发布会（2020//26）
政治信仰是意识形态信仰。然而，在如今的政治中，意识形态并不能很准确的预测政治倾向。虽然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在堕胎、移民或枪支控制等存在明显分歧的核心问题上的立场来选择我们的政党立场，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许多感受是由我们成长的家庭和社区预先决定的。此外，一旦加入了某个政党或政治观点，我们往往会采纳该党纲领中包含的所有信念，就像学习并接受一支运动队的战术手册一样。
因此，我们通常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政治党派来预测他在当今问题上的立场。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在本月我自己的社交媒体供稿的缩影中，我注意到正是我那些保守派的朋友不同意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家、传染病专家和医生所达成的紧急共识，他们认为COVID-19可能是一个骗局,认为这“就像流感”，或是我们在全国实施严格的社会隔离完全是反应过度了。
Axios、Civiqs、NBC新闻/华尔街日报、PeW、路透社和昆尼皮亚克大学最近进行的多项民意测验都证实，自认为民主党人对COVID-19的担忧比共和党人更为严重（平均而言，有65％的民主党人有点或非常担心感染SARS-CoV-2冠状病毒，而共和党只有38％），而共和党人则更有可能认为社会疏远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
随着COVID-19病例数的增加，这种差异可能会缩小（在2020年3月26日，美国取代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确诊率最高的国家），纽特·金里奇等保守派党人敦促特朗普总统从谈论“新冠”是场骗局转向承认它是一场流行病。但至少现在，分歧依然存在。
许多人已经对COVID-19感到担忧了，他们想知道到底要有多少人丧命，才能让保守派大规模地团结起来。在《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在疾病大流行时，政治两极分化可能会让人丧命，”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杰伊·范·巴维尔将这个转折点称为对信念的“现实约束”。换句话说，根据动机推理，人们可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忽视现实，直到它与个人的生活发生冲突。
但这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就像罗纳德·布朗斯坦（Ronald Brownstein）在大西洋月刊的文章《红色和蓝色的美国没有经历同样的大流行》中强调的那样，COVID-19目前主要集中在政治上较为自由的美国城市中心。因此，对于COVID-19态度之间的分歧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地理上的，使得在COVID-19进入美国腹地之前，有些人会继续将其视为大都市的祸害（独立于政治，似乎还有一种明显的世代分化，年轻人认为自己是无可战胜的，不可能因COVID-19这种“老年病”而死亡，并漫不经心地说“如果我感染了新冠，那就感染吧”）
西伦敦大学循证医学教授希瑟·洛夫迪（Heather Loveday）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从基于艾滋病大流行的早期“流行病心理学模型”的模型中总结出，对COVID-19的心理反应分解为对恐惧，解释和行动。这种区别使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研究COVID-19的政治分歧。态度上的差异不仅与担心感染或死亡有关。关于COVID-19的原因和最佳应对办法，党派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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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观点，那些不关心COVID-19的人将其视为“其他人”的疾病，就像艾滋病最初被许多人视为“同性恋疾病”一样。对于共和党人而言，将COVID-19归咎于“中国”（并坚持称其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已成为一种既定策略，无论是因为有人对中国未能控制最初的疫情提出了合理的抱怨，还是关于在实验室中将SARS-CoV-2作为生物武器制造的错误谣言。在政治分歧的另一面，自由主义者反驳说，美国对COVID-19的反应至少和中国一样糟糕，而且仇外心理的归因有害无益。
与这些因果归因相似，对covid-19最佳应对办法的不同态度也反映出当前在种族和移民问题上的政治分歧。保守派更有可能相信，“筑墙”和旅行禁令等形式的孤立主义是解决问题的答案——如果不是因为这会导致其他问题的话。
相比之下，无论我们谈论的是COVID-19还是气候变化，自由主义者都更愿意寻求科学专家的指导，以了解我们应该如何关注以及寻求与科学相关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到目前为止，SARS-CoV-2的传染性传播速度和死于COVID-19的死亡率几乎都已通过预测数学模型进行了追踪，强调了为什么——直到群体免疫、疫苗或有SARS-CoV-2及COVID-19的治疗方案可用——保持社交距离对于“拉平曲线”并最大程度地减少死亡是绝对必要的，为什么现在放弃这些努力确实是非常愚蠢的。
保守派对科学的不信任、漠视和敌意，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一种蓄意的策略，与共和党当前的民粹主义叙事交织在一起，后者认为科学家是不了解普通人或不把他们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的傲慢的精英主义者。
当然，为了避免我们落入如今美国党派政治非黑即白的陷阱，关于“COVID-19”的政治分歧不应该被夸大。毕竟，近40%的共和党人关心COVID-19，而35%的民主党人对此漠不关心。因此，在最后的分析中，根据科学和反科学的信念来构建关于COVID--19的不同观点更有意义，而不是保守派和共和党与自由派和民主党的问题。
据说在避弹坑里没有无神论者，这表明我们在面对死亡时都会向上帝求助。但同样地，当我们生病时，大多数人会求助于科学和医学来寻求帮助。有时我们伸出手去，但为时已晚。事实上，在目前的COVID-19大流行中，拒绝科学共识而支持反科学态度可能是致命的。
科学并不完美，也不总是正确的。科学不是教条，这是一个获取我们可以信赖的知识的迭代过程。当涉及到COVID-19时，要相信这个过程，相信科学，引导科学。
如果有任何拯救生命的希望，那肯定在于科学以及从事科学事业的人们的努力——医生、护士和许多其他医护人员将自己置于险境，在前线对抗COVID-19和为其添油加料的错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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