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训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经过一栋小楼。独立的在一排绿树底下，阴凉漫溯、沉默无语。
军训完正式上课后，我们才知道那是解剖楼。里面有用福尔马林浸泡过的尸体，也有大体老师的骨骼标本。
第一次进解剖室，刺鼻的药水味道，还有阴嗖嗖的氛围，让人心跳如鼓，慌乱不适。但作为医学生，都不想表现得胆小，硬着头皮跟着老师走。
我们要学骨骼，学习肌肉位置。解剖学的考试，就是拿一条红线，拴着肌肉和骨骼，然后我们回答出它的正确名字。
我看着那一具具固定成型的标本，一次又一次走神，设想它们活着的样子，以及它们的主人曾经拥有的人生。它们随着生命的消失，失去的一切。我在它们身上翻找组织器官，去探索身体上的一切秘密，心里却充满了很多悲戚。
学医的人，应该有大爱，不是这些小悲戚。从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走错了教室。后来我在临床实习的时候，更多的应征了这一点，我比病人更容易悲伤无助。我有一个诗人的敏感，却没有一个医者应该有的稳健和从容。
而那一年的假期，我回到老家，小姨夫在干农活时，不小心触碰到裸露的电线，当场电死。我来到了那一堆新的土包面前，不知道生死之间隔着这么近的距离，而且这两者之间的速度转换之快，迅疾得让人猝不及防。
死亡是一种冰凉湿润的感觉，就像在解剖室一样。阳光明亮，也温暖不了当时我空荡荡的心。望着年幼的表弟和被悲伤击垮的小姨，所有的安慰都苍白无力。
至此生与死的思考跟随我至今。特别是爸爸八年前患癌，我又体会了那一种无能无助的感觉。才明白医疗的真谛是：偶尔能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如果我能早一点悟透这一点，也许我就不会当一个逃兵了。
是的，我是一个逃兵。特别是二一一九年新冠蔓延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学了四年的预防医学，这个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如果我还在岗位，一定会跟所有的战友一起，冲锋在前。
当然选择离开，除了个人因素，还有就是毕业时就业制度的改革，这是后话。
我们除了有解剖课，还会去病理室看玻璃瓶里用药水泡着的病变器官，在显微镜下看病变细胞的切片，也会做小白鼠的活体实验。
我们穿着白大褂，带着白帽子，行走在没有病人的教学楼。想象着我们会遇到的敌人和困难。
一边是爱的火苗升起来又被掐灭的无望，一边是死亡的阴影沉重的气息，我只有把自己置身于图书馆的书堆里，才能顺畅的喘息。窗外的黄果兰发出淡雅的，悠悠的香味，就像我在文字里获得的慰籍。
每一次开始，对应的就有一场离别。光阴只有在失去它过后，才能感受到它存在过。在一份开始里诞生的所有，都被紧跟而来的离别通通收缴，仿佛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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