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浙江省的一篇高考满分作文《生活在树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为什么一篇高考作文会被写成这个样子？为什么它又得了满分？各种解读与分析、力挺与质疑，充斥着网络空间。让我们先来拜读一下满分作文的全文和点评吧。
不可否认，这不是一篇烂作文。如果作为一篇习作，写成这样是需要阅读大量书籍的，文字表达如此学术化也不是一般高中学生能做到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赞赏的，展现了作者的阅读广度、思考深度和文字技巧。
但放在高考的大背景下，这种用佶屈聱牙、刁钻古怪的长句拼接起来的文字，真的不是一篇优秀的文章，得到满分的结果是让人不可接受的。
这是在破坏高考评价的公平,
这是在破坏国家选材的公平，
这是在破坏现代信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
这是生活在树上的人做出的危险举动，值得全社会警惕。
高考的本质，是为国选材，选材之法，自古有之。
汉朝开始，国家建立了一整套自下而上推选人才、选拔官吏的制度，提拔民间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197年，汉高祖刘邦下诏命令各级臣下举荐贤才，形成后世乡贡的最初形态。汉文帝于前178年、前165年两次下诏命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对被举荐者采用策问的方式进行考试。汉武帝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诏令各郡国举孝子、廉吏各一人，后来两科逐渐合并为一科，称为“孝廉”。此外“秀才”也是察举的重要科目之一。孝廉重在德行，秀才重在才能。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是察举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魏晋时代，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从民间取材，还让士族得以把持朝廷取材。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得到大力发展。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这一点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科举制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会不同阶层有能力的读书人都获得了施展才智的机会。
1977年以来，高考得以恢复，由教育部统一调度，教育部考试中心或实行自主命题的省级教育考试院命制试题。中国现代高考制度的建立，传承自两个重要的来源：一是科举考试制度所形成的传统考试思维和价值，二是西方现代考试制度的模式和手段。它是中国当下社会最公平的一种人才遴选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所有人都会相信“知识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高考的真正意义在于能够让大家去连接一个更大的世界，至少在形式上给年轻人在步入社会之前展示了最后一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机会。如果没有高考，你就不可能遇到那么多优秀的人，就不可能和一个更高级的城市连接起来，就不可能得到那么多珍贵的体验，甚至不可能拥有一个成为城市协作者的机会。这个世界的规则本来就是不公平的，而高考是普通人打破不公平最好的方式，这几乎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和基础教育的共识。
《生活在树上》这篇满分高考作文则加速打破了这种社会大众心中的共识，让大家对高考的普适性和选拔性产生了更大的质疑。这种质疑也不是今年所独有的，而是随着这几年的高考改革和高考命题越来越多。
自2014年教育部陆续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等四大高考改革配套方案以来，全国各省、直辖市的高考改革工作推进的如火如荼。选课、赋分、取消文理分科、多元评价科学选材、强调学生自主选择权等措施手段逐步加码，对学生素质的综合性和教育资源的集中性要求越来越高，普通教育资源和广大农村学生面临更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近年来持续发生的，从高考作文命题涉及到的内容中可见一斑。
2016年高考浙江卷作文围绕“网上购物、视频聊天、线上娱乐、虚拟现实”做题；2017年高考全国Ⅰ卷作文提到了“高铁、一带一路、共享单车、移动支付”；2018年高考江苏卷作文材料包含“程序、基因”。这些看上去反应时代发展、贴近社会脉搏的作文命题，对那些缺乏优秀教育资源、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农村家庭来说，让那些没见过、没听过、没用过先进科技的学生们讨论利弊得失，本质上就是极大的不公平。
还记得今年疫情期间，爬雪山找信号上网课、初三女生无智能手机上网课的新闻此起彼伏，从没上过网、从没用过智能手机的也确确实实的大有人在。
中国幅员辽阔导致发展差距大的现实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消除，在高考这种追求公平的考试中，用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活经验、知识储备和文学修养来衡量全国的师生是不合适、不公平的。这种命题和评价方式直接的后果，就是大学农村入学率逐年走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结果。
1998年高校扩招后，中国在校大学生规模迅速扩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1.6%飙升到了2016年的42.7%，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然而，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多并没有给农村学生带来太多的机会。1990年时，中国高等院校中农村学生的比例还是22.11%，2010年时已经下降到了8.12%。尽管有快速城市化的因素在，但是考虑到当年农村人口依然比城镇人口多，这一比例依然低的惊人。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数据进行分析，从1980年至2015年间，有近30%的城镇人口接受了全日制大学教育，而农村人口只有约12%。
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发达地区的高收入群体在基础教育和高考体系中会越来越受益，出身决定论会大行其道。
随之而来的，是对各种书籍的追求。原著书籍将越来越贵、知识将越来越贵，知识资本垄断越来越明显。
不公平的命题和评价体制继续下去，高考基本公平的共识基础将会被打破，个人上升的渠道、家庭财富的积累、国家治理和人才选拔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最终走向阶级固化、门阀世家，甚至于内卷斗争，历史的轮回不可避免。
警惕那些生活在树上的人们，他们感觉自己仰望星空的生活很惬意，就想着把持话语权、解释权、仰望星空的权力，更害怕森林的成长，而让树下的花草不得阳光、缺乏养分，更看不见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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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本不易，乐活难上难。
凡间千万种，种种皆苦难。
若无金身镀，求己莫求人。
阁中千万言，助君渡难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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