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自杀被认为是病理学上的冲动。基于超越神的道德，不允许对自杀做出肯定的评价。但是，日本的神道教并不以道德为基础。
作为审美价值的“纯洁”处于其中心，邪恶通过仪式的洁净被除去。从花道到日常的礼仪规范，都归于这种纯洁的礼仪方式和礼仪态度。
在日本，“美丽”是最重要的，作为表演、形式的“场面话”是存在的。暴力行为也不会作为道德上的恶而被拒绝。
与神道一样，日本武人阶级(武士/武士)的禅佛教也对自杀观念产生了影响。作为日本国民象征的樱花，象征着短暂而又极其美丽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在美丽而又被迫的死亡中完成。日本人现在也有虚幻的意识。日本人的骄傲是建立在为了“和”和“义理”的自我牺牲之上的。
对日本人来说，西方基于个人良心的自尊心，是最典型的利己主义。在这个背景下，“切腹”是为了集体名誉的仪式性自杀，可以说是“义理”的终极形式。这种被奉献的死亡，显示了伦理上的共同体。
在基督教中，这种仪式只能与作为耶稣受难传统的延续的殉教者有关。虽然切腹在1870年被正式禁止，但对切腹的肯定评价至今仍然存在。
三岛由纪夫和谷崎润一郎敬爱自我毁灭的态度。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死亡愿望”的证据。这种死亡意识，确实是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当我们试图从内部理解死亡的积极经验时，西方思维的定义、自律和他律、个人和社会、内在和外在、存在和虚无等对立物就会瓦解。西方人发现了“个人的良心”，而东方人则发现了集体规定的“义务”所无法企及的“无”。很明显，在西方的分析中总是作为前提的个人与集体的两分法，在日本传统中是不存在的方法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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