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并非自古就存在,而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量满足生产者自身需求之外,也能够养活非生产者的时候,城市才会出现。
城市形成之路的基石就是农业生产的进步。
在历史进程中,城市是非农产业与非农人口集聚形成的大型居民点,而且城市一旦形成又因职能而有普通城市与都市之别。
从最初的聚落到城市,并非所有的聚落能发展为都市,也并非所有城市都能发展成为都市,都市仅仅是众多城市中的一个。
城市位置各不相同、历史有短长,但是促使城市产生、发展的地理过程却有相似之处。
拿北京为例,从史前时期太行山东麓、燕山山前留下了众多聚落遗址,为什么只有北京能够发展成为城市,而且成为国都?
除了农业这一繁衍生息的必要条件为,就是交通了。
史前时期古人的步履连缀成行,沿着太行山东麓与燕山前形成的道路交汇之处就是今天的北京。
凭借交通不仅可以汇聚天下之财,也可以控制天下之权,太行山东麓与燕山山前的道路正是成就北京的关键。
01
当人类聚居地处于农业聚落形式时,每个聚落都是一处农业生产核心,生产与生活围绕聚落展开,聚落集聚的人口与生产物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属于同一聚落的人群在共同劳动中形成分工与协作,而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则十分松散,仅存在有限的协作与联合。
城市的形成基于农业聚落,却与聚落不同,城市不仅规模凌驾于聚落之上,而且拥有汇聚周邻地区财力、号令周邻地区人力的能力。
面对两类不同的人类聚居形式,我们要问,城市凭借什么力量从农业聚落中脱颖而出。
农业生产是聚落存在的基础,因此聚落集中与稀疏首先是农业生寒环境优劣的反映。
有了农业生产基础,交通条件也十分重要。
农业是立足的根本,交通是壮大的基础,凭借两者,王权将分散且独立的农业聚落置于统一的控制之下,并实现人力、物力向一地集中,由此农业聚落发展为都市。
夏代的聚落与都城不断迁移与土地连年耕种肥力递减、黄河水患以及敌对力量的威胁相关,但每一处新的都城诞生,支撑性的地理条件总是相似的。
夏代是中国城市的肇始时期。从农业聚落到城市,地理因素与王权力量交织在一起,完成了城市位置的选择与物质基础的营造。
进入商周两代,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分布范围从伊河、洛河流域向黄河南北两岸以及东部平原发展,除天子之都外,几乎所有封国的都邑均为城市。
城市走出肇始时期,成为构成社会的重要元素,但无论哪一类型的城市在以农业为共同基础的同时,交通条件都是不可或缺的支撑性要素。
02
河南的城市进程可以上溯至数千年前,而东北地区的城市进程却是在近百余年间完成的。
论及东北地区,曾经在这里设置过城邑的有渤海国、辽、金等政权,但这些王朝兴建的城邑并未连续使用,一段时期兴盛后即被毁弃。
元、明两代东北地区除了军事据点之外,鲜有农业聚落。
明代在东北地区设置辽东都司和奴儿干都司,连接两都司治所的道路沿线设有驿站、卫所等驻兵地以及军事支撑点,很少有民居聚落。
明末满族先民进入松辽平原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但明清之际的战争使得东北地区原本稀疏的农业受到致命摧残,清朝于顺治十年(1653年)开始实行垦荒戍边,奖励出关开垦。
但关外放垦时间不长,康熙七年(1668年)清朝为保存“龙兴之地”取消垦荒,对东北地区实行长达190年的封禁。
清朝后期的边疆危机使得“移民实边”成为朝野共识,关禁彻底打开,真正意义的“闯关东”从这时候开始。
同治、光绪年间,清政府重新颁布放垦政策,来自河北、山东的农民纷纷进入东北地区进行垦荒活动。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的14年中,奉天增加了600万人口,而吉林增加了470万人口。
东北区域全面实现了由南向北,由军事重镇向一般地区扩展的面状开发,移民定居之处即成村落。其中地处道路通达之处的聚落,在人口和商机的促动下逐渐从农业聚落发展为城镇。
同治、光绪年间东北各地的城镇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仍然具有融农业、商业与行政为一体的属性。但此后,工矿业逐渐加入东北经济开发进程之中,尤其是日俄两国势力的渗入,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城市转型。
其中以中东铁路的修建为转折点,不仅铁路沿线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沈阳、旅顺等步入近代城市行列,而且铁路沿线筑路工人驻地也发展为城镇,比如牡丹江、肇东、公主岭等。
近代东北地区城市形成、发展与其他地区不同,移民聚居村落、集镇均建立在农业与传统手工业、商业的基础上,中东铁路修通之后,以巨大的力量迅速将长春以及其他铁路沿线的城市推入近代进程,从乡村农业聚落起步到近代城市仅仅百余年。
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各地的城市功能并不一致,大体可归为行政、经济、文化、防务、交通、旅游几种类型。
城市类型的差异往往会被视作城市产生的缘由,若仅将视线停留在当代,从类型到缘由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回顾城市产生、发展的历史,依托农业生产形成的聚落几乎是所有城市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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