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1844—1912），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于1869年来中国，在北京负责公理会所办的学校，1871年辞取教会职务，先后任美国驻华使馆翻译、头等参赞、代办等职务。曾协助起草1880年关于华人移居美国的条约，并参与1882年美国和朝鲜签订条约。1885年回国，1895年，出版了《中国人本色》一书，在西方国家影响很大，本文为选摘。
在几百年的封闭状态之下，中国一直都在坐井观天、盲目自大，在她看来，自己就是一个强大文明的帝国，像一颗恒星，周围全是向她顶礼膜拜的卫星国：东北方是朝鲜半岛，北方是蒙古，西方是喀什格尔与撒马尔干，西南方是西藏和喜马拉雅山脉，南方是缅甸与暹罗，东南方是安南与交趾支那（越南南部一地区——译注），而琉球小国位于中国海。他们一起构成一个世界，而中国正是这个世界的中心。邻国对中国极尽奉承、模仿之能事，他们模仿中国的文明、制度和宗教，从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中吸取营养，另外几个国家还通行汉字。所有邻国对中国都是言听计从，视他为东方世界的霸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争端中，他都出面为他们调停，有时还帮邻国镇压叛乱。邻国将他视为自己的保护神，视其为九五之尊，他自己也这样认为。
清帝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赏雪（估计拍摄于1903~1905 年）
我们沿用上文的比喻，在这个行星系中，日本是颗不太安分的彗星。可以这样说，在所有东方国家中，日本是受惠于中国最多的一位。日本的艺术、文字、大量文艺作品、若干宗教流派，无不是从中国借鉴过来的。茶叶和生丝是日本的两大农产品，从它们的日语发音就能看出它们产自中国。受过中国这么多恩惠，日本却老是找中国麻烦，挑战着中国的霸主地位。最近的中日争端绝非偶然，千年来双方的争端一直在上演。
除日本之外，上述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明确而友好。各个小国每年都要遣使到北京进献贡品，向中国皇帝朝贺，并且得到中国皇帝的亲自接见。使节回国之时，行装里载满了中国皇帝回赠给自己国君的礼品，这些礼品通常比他们所献之物还要珍贵，因为无论是在权力上，还是在财富上，中国的皇帝都要比他们的国君强盛。除了一段历时几年的特殊时期之外，暹罗国王几乎每年都要向中国皇帝进贡白象，这些白象有的现在还活着，还能在北京的象苑中看到。而朝鲜只有在1894 年至1895 年的冬季没有向中国派遣使团，这就算不是几百年来第一次，至少也是几十年来第一次。因为在此之前，大部分的中朝贸易都是由使团完成，随同使团前往中国的，还有一支庞大的商人队伍，他们无需缴纳关税。另外，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在朝鲜和越南，还存在这样一个惯例，国王登基之后还得遣使去北京通知继位消息，并请求中国皇帝的恩准。
在北京俄国公使馆做客的朝鲜官员（1861 年）
东方国家之间这种灵活松散的关系，在严谨务实的西方人看来，难免存在诸多不解之处。中国展示的那种老大哥形象，在任何欧洲语言中都找不到对应的术语，因为这种关系完全不同于我们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对于这种关系，我们既缺乏对应的术语，又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简单地将其归为宗藩关系。然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藩属国必须定期向宗主国进献贡品，同时还得提供军事服务。但中国与周边国家并没有这种强制的关系。虽然中国屡次对弱小邻国进行军事援助，帮助他们镇压内乱，但她从未请求或接受过邻国的军事援助。中国与邻国每年都要进行礼物互赠活动（中国回赠朝贡者以礼品，其价值往往比他们所献之物大得多），除此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强制的朝贡纳贡。
在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效上面，中国与日本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打个比方，对于不再合适的服装样式，一个民族很快将其抛弃，因为反正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另一个民族却舍不得抛弃传统，因为这种服装是由自己发明的，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而且已经穿出感情了，仿佛已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日本抛弃东方模式而效法西方，就像抛弃学来的服装样式一样轻松。而中国人更愿意固守传统，在几百年的织布机身上，他们缓慢而吃力地织着自己的衣服。
另外，中日两国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无论是与西方的首次交涉，还是与西方的深入接触，形势都对日本有利，而中国的近代化肇始于鸦片战争，正是这场战争将中国强制纳入所谓的“国际大家庭（Family of Nations）”中，这一情况在前面已经有过充分的介绍。不久之后，在美国的威逼之下，日本也向西方敞开了国门，与美国签订了第一个国际条约。日美两国的法律都严格禁止鸦片贸易。而中国禁烟运动造成的后果，我们在之前已经领略了。我们不妨对比一下：当我们的使节前往日本之时，他严格遵守日本关于禁烟的律法和意愿，而且美国也在道义上支持日本的决策，这些极大地增强了日本政府的权威；相反，英国人肆意罔顾中国关于禁烟的条例。
从一开始，中日两国的局面就如此不同，这种不同造成的后果之大，一般人是意想不到的。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局面，导致了今天中日两国地位的悬殊。1872 年，日本和中国还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在日华侨向美国驻北京使馆递交了一份申诉信，并请求将它转交给朝廷，好为他们在日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伸冤。他们在信中抱怨道，虽然他们很多都有抽大烟的习惯，但日本当局明令禁止，于是，他们列出了自己所受的种种折磨和痛苦，最痛苦的是，日本警察老在晚上突然造访，凑近他们的嘴边嗅嗅，看他们有没有吸食鸦片。
1878 年，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在公费留美学生中间选择几名去西点军校和美国海军学院深造。美国政府的反应不太积极，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清政府一直都在争取美国的同意，直到最后被拒绝了，他们才放弃。
从此之后，清政府解散“中国留美幼童”计划，并撤回其全部留美学生，结束了中国有史以来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最具前瞻性的事业，而我们的拒绝是主要原因。清政府非常清楚，在她强烈请求美国的同时，日本公派留学生已在美国海军学院学习海战知识了。在最近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中，美国对日本留学生的偏爱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海战中的几名主要日军指挥官，他们都是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的。中国不是一心想要进步的，至少没有全力以赴，而且胆小、多疑，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美国的拒绝对她造成多大的阴影，我们也不得而知。
上图为甲午战争（1894-1895）中的中国军队，下图为日本军队
在英国的所有殖民地以及美国，在所有中国移民能去的地方，即把中国苦力当人看待的国家，都已通过移民法案，拒不接受中国人。然而没有哪个国家不会接纳日本移民。清政府不觉得自己的臣民是累赘，坚决反对臣民向国外移民，自然也反对任何歧视中国人的国际法案。
本书作出这样的对比，并非是要引发辩论或谴责。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都经历了长久的封闭，都在相同的时代醒来，而且互相嫉妒，他们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作者无意于对此进行是非评判。这些对比之所以成为必要，仅仅是因为它与今日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及国际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进行过这样的对比，我们才能对中国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并且更加正确地理解那些内外因素是怎样在塑造一个现代的中国。自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国门时起，三十年来，面对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些情况，也没有事先做好准备，而这些问题关系着一个民族的存亡。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凯旋宣传图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命运实际掌握在两个人手中，一个是恭亲王奕䜣，一个是洋务大臣李鸿章。1860 年，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作为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䜣成为唯一一位留守京城的皇室成员。他代表清廷与各国代表议和。从此以后，他成为对清廷的内政和外政影响最大的人物，直到1884 年卸任。可是他的名字在外国人耳中不如李鸿章响亮。原因之一是，恭亲王深居京城，而不是在沿海开放城市；原因之二是，他是皇亲国戚，身份高贵，一般外国人很难一睹尊荣。如果说，二十多年来，恭亲王一直是清廷的首脑，那么李鸿章就是清廷的臂膀。
甫一上任，恭亲王便为清廷制定了一套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外交体系，并且建立了完备的近代海关制度；他负责镇压了国内的太平天国起义、西北回民大起义，又奇迹般地平息了外国人对天津教案的愤怒；他在外国公使觐见圣上的礼节上面耿耿于怀，然而，当他预见到争执下去有害无益之后，又聪明地作出妥协；在伊犁问题上，他让俄国人居于下风；他还根绝了中国的苦力贸易；虽然他没能阻止法国侵略交趾支那，但他的继任者成功地实践了他的主张。
在东方外交方面，恭亲王是当之无愧的老手。无论在哪种外交场合，他总是努力琢磨对手的心思，反而对问题本身没有兴趣。他既能傲慢，又能温和；既能粗鲁，又能客套；既能直率，又能含蓄；既能轻易发怒，又能耐心静候；既能快速做出答复，又能拖延以待时日——总之，他擅长角色扮演，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以惊人的速度换上各种不同的面具。见风使舵是他成功的秘诀，何时需要让步，何时需要强硬，他在事先就能判断了。他绝非优柔寡断之徒，在各种虚与委蛇的面具后面，藏着一个真实的恭亲王奕䜣，正在掂量对手的深浅。在最后摊牌之前，他深藏不露，没有任何力不从心的迹象，看上去比谁都要强硬。然而，当对手快要撕破脸皮的时候，突然又发现，先前的恭亲王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面笑容、谦恭和蔼的老朋友。
在西方人镜头前惶恐的恭亲王（1860年）
在防御性外交政策（中国目前只有这种政策）的实施上面，恭亲王是个无人能敌的领袖。他比谁都清楚清廷未来的命运，以及它在目前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从目前看来，中国还没有谁像他那样经历丰富、责任重大。在统领总理衙门二十四年的岁月中，他先后侍奉了两个皇帝，其中一位（指同治皇帝——译注）登基时还是幼童，性情乖戾，缺乏男性特征，加上纵欲太过，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在恭亲王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他才是主宰清朝政局的实际领袖，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精明、全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近（指甲午战争期间——译注），他又被重新启用，管理总理衙门，这对清廷的命运至关重要。
洋务大员李鸿章（1874 年）
1822 年，李鸿章出生于中国安徽省的一个普通家庭。到了李鸿章一代，李家子弟个个在朝廷担任要职，身着钦赐黄马褂，从此，李家声名远扬，李鸿章的母亲也成了中国女性的典范。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李鸿章崭露头角，当时他是江苏巡抚，而江苏正是叛乱集中地之一。当时戈登向起义领袖保证，只要他们乖乖投降，就放他们一条生路，在他们投降之后，李鸿章却下令立即将他们斩首。1871年，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政局，直到逝世。在清廷的所有督抚中，直隶总督的地位是最高的，因为他总管的是国家的首都。
李鸿章的战争经历丰富。从他的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看来，他更像是一位打仗的武夫，而不像是一位彬彬有礼的政治家。在中国人中，他的身形相对高大，说话中气十足，秉性平易近人。尽管他也具有东方大臣一贯的深沉与做作，但他总给人一种亲民的形象。一般情况下，外国人若能得到李鸿章幕僚的引荐，都可以与他会上一面。不管他在外表上多么粗野，很多外国人都有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正宗的中国绅士。美国某个州的前任州长曾受李鸿章的礼貌款待，离开总督府时，李鸿章与他的翻译送行，他对一位美国朋友说道：“都说他是一位尚未开化的老古董，可我完全不这么认为。”
在辉煌的政治生涯中，李鸿章始终效忠于大清王朝的统治，他一直是清政府的左臂右膀。中国近代海军和新式陆军的建立，主要都是他的功劳。在所有满汉官员之中，他是最得清廷器重的一位。
他一直对清廷效忠，并且一直得到器重。对于满人在中国实行的统治，李鸿章与所有汉族官员都是全力支持的，任何叛乱都将受到制裁。他们认为，满人的统治是英明完善的。除了极少数的特权之外，满人将自己与汉人一视同仁。汉族官员的数量远远超过满人。事实上，汉人已经将自己的统治者同化，两个民族顺利地融为一个整体。很少有汉人因为皇帝是满人而否定他的统治，就像很少有英国人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后裔而不服从她的统治。
┃作者：何天爵
┃翻译：窦蕾
┃插图：沈强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转载请注明“鲲鹏悦读”。
网友评论